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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华:生态系统服务是推动两山转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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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头条 2021-06-11 13:43 抢发第一评

“生态系统服务是联系自然与社会的桥梁,是协调人地关系的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6月9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华在2021全国数字生态创新发展峰会中发表的《推动两山转化,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演讲中表示。

郑华.JPG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郑华

郑华认为,在推动“两山”转化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两山”转化的基础。生态系统不仅提供了物质产品和稳定的生存环境,还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休憩、娱乐等文化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联系自然与社会的桥梁、协调人地关系的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持续供给的过程中,公众首先要明晰存量、流量、乡村振兴内在的依存关系,也就是说绿水青山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侧,是一个存量的生态资产,这其中包括高质量的森林、草地、湿地、农田等等。

虽然这些服务有些能够被公众所享用,但很多只是一种“潜力”,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价值。

郑华表示,现在开展的工作,就是从需求侧角度把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或潜力转变为现实生活中实际的经济价值,进而促进乡村振兴。这种依存关系为推进“两山”转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思路。

理解生态系统发挥经济价值的前提是什么?郑华认为要从供给侧关注生态产品。因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来自于存量的生态资产,也就是说保护好生态资产是持续提供一系列生态产品的基础。

郑华讲到,研究团队曾经评估了2000—2010年全国生态产品的变化,包括食物产品、固碳、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等等。研究发现,评估时段内除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略有下降以外,其它生态产品均有显著提高,而这种提高主要是来自于生态资产质量的改善。

“这一结果告诉我们: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就是保护生态资产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的核心。所以提高生态资产数量和质量,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

为了保护生态资产,国家财政部针对生态资产特别丰富的地区实施了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协调生态资产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比如丽水,目前正在提高保障生态资产的能力,促进生态产品供给的水平,进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如何保护生态自然资产、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流量,真正实现它的经济价值,进而促进乡村振兴?郑华表示有很多思考途径:

第一,要认识生态系统服务内在的权衡关系。

管理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既实现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也保障友好的生存环境。针对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认识其内在的相互关系,来避免获取到一种生态产品而牺牲另外一种生态产品。这就是内在的权衡关系,这种权衡关系可以通过向自然学习的途径来获得认识,进而用于实践。

举一个在海南省实践案例。海南省中部山区是国家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也聚集了整个海南岛90%以上的贫困人口。中部山区在过去20年橡胶林大量扩张,牺牲了天然林,而这种剧烈的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了物质产品提供能力不断提高,但水质净化、土壤保持等生态产品供给不断下降。

研究进一步发现:导致土壤保持、水质净化功能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工林扩张改变了植物的层次。这也说明,如果增加人工林的植物层次多样性,可以起到提高调节服务产品的效果。后续研究表明:采用向自然学习的适应性管理,不仅提高了物质产品的生产功能,而且还显著提高了水质净化、土壤保持等调节服务产品。

第二,认识生态产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才能够有效的管理。

分享一个遂昌梯田保护案例。梯田的保护是以水为核心,只有保护上游的水源涵养、农田的洪水调蓄和水资源利用这个完整的体系,才能让整个梯田景观和功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发挥。所以开展生态管理需要提前考虑生态产品的形成机制。

第三,利用空间关联来推动区域合作,实现保护有利可图。

我们在北京密云水库做过一个研究。密云水库流域月1/4面积在北京市,约3/4的流域范围落在河北省。2006年,通过区域之间合作,北京市为流域内农户提供了每亩550块钱用作把水田转变成旱地的补偿,以此来保障密云水库的水量和水质。

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态补偿案例,即上游提供服务给下游,下游提供资金给上游。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两个问题:这种交易是不是可行和双赢的?政策实施后,交易的过程中农户行为发生的变化会对政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稻田改为旱地之后,确实增加了密云水库的入库水量、减少了总氮和总磷的入库量,从成本和效益角度,无论是上游的农户还是下游的北京市,效益都是大于成本的。这告诉我们,区域间的合作真正实现了上下游双方的共赢。

但这种共赢是不是可持续的呢?还需要关注农户行为的变化。为此,我们继续跟踪农户行为的变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农户的收益确实增加了,政策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也发现了另外的问题,比如:农户拿到钱之后,向农田中输入农药和化肥的量却显著增加了,这种增加会对政策带来负面的反馈作用。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既要认识空间关联,推动区域合作,同时更要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户行为变化对政策的影响。

第四,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要只关注生态维度,也要关注社会经济维度。

针对长江流域的退耕还林我们做了一个研究。通过分析发现,农户的收入、教育水平及其居住的范围或者位置决定了政策实施的可操作性。把这些因素整合到退耕还林的规划中,我们发现:如果考虑农户的社会经济因素,退耕还林规划的可操作性由原来的61%提高到了81%,提高了20%。也就是说,在推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既要考虑生态的维度,还要考虑农户社会经济的维度,才能增强生态治理政策的可操作性。

第五,要考虑生态产品供给的时间动态,增强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

以国家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风沙林治理工程为例,我们分析发现:在工程实施后,工程区防风固沙功能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工程区地表径流却显著降低。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上游植树造林对下游地表径流减少的贡献高达64%,这表明防风固沙服务提升以牺牲水资源供给能力换取的。

这一生态治理政策还会给可持续性带来怎样影响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植树造林的增加,地表土壤含水量也在显著减少。另外,植被也呈现不断退化的趋势;下游浅层地下水位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这就告诉我们:在管理生态产品、平衡生态产品供给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生态产品供给的权衡状况,还要考虑这种权衡随着时间变化而带来的效应,而这种效应将决定生态治理是否具有持续性。

郑华总结,夯实生态资产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基础,促进生态产品转变成经济价值、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我们认识生态产品供给的权衡特征,向自然学习;认识和保护生态产品形成过程;认识生态产品输送的空间关联,推进区域合作;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增强生态治理的可操作性;关注生态产品供给权衡的时间动态,增强生态治理的持续性。

据悉,本次活动由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阿里巴巴集团主办,遂昌县人民政府、阿里云承办,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达摩院、阿里数字乡村事业部提供支持,创头条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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