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瑞典人告诉你，为什么他宁愿在北京创业、而不选硅谷

曾经，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以登陆纳斯达克为荣；而如今，外国的创业者却开始选择来北京创业。中国正在发生着某些激动人心的改变，而我们都将从中获益。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瑞典创业者尼尔斯·菲尔的目光，看看外国创业者眼中的北京。

实时行为分析平台Traintracks.i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行为工程先驱、演讲家、畅销书作家尼尔斯·菲尔（Nils Pihl）日前撰文，解释了他为何更愿意在北京创业而不选择硅谷的理由。以下为文章全文：

我在瑞典出生，后来搬到硅谷和纽约，但最终在北京创建了自己的企业。

许多人问我为何选择在北京创业，而不是留在硅谷。从很多方面看，与今天的硅谷相比，北京能为初创企业和个人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在经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创新能力上，北京正在取代硅谷。这是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我一出生就赶上了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1986年，我出生在瑞典——这个国家见证了早期个人电脑市场的发展。

此外，我是由一名软件企业家抚养长大的。在我上学之前，我的房间里就已经有了一台苹果电脑。电脑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童年开始，我就可以熟练操作电脑；当我上高中时，我已经使用电脑长达10年时间。我对电脑的世界了如指掌。

任何有关电脑的东西都难不倒我。我自学如何盗版和使用复杂的软件。在Youtube出现辅导频道之前，我就学会了如何使用Photoshop、视频编辑软件、调音软件、Hex Editors（一种十六进制编辑器，用于编程）以及IDE（集成开发环境）。

上高中前，我的背包里总会携带网络设备。妈妈会开车将我送到朋友家中，车的后备箱里则装着台式电脑，以便我们能够举行通宵“局域网派对”。

所有这些都让我有幸近距离目睹了互联网文化与历史中最有趣的发展时段。然而，对于我小15岁的弟弟来说，互联网似乎完全不同。

在20世纪90年代PC RPG（Role-play Games，角色扮演游戏）的黄金时代过去后，网络游戏迎来了曙光，这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常说我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因为网络，我14岁时就可以把英语说得比大多数瑞典人好，我在网络上的朋友比现实世界更多。

我的童年大部分都沉迷在互联网亚文化中度过，周围满是我曾见过的最有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是人人都可以造访的操场，我们也不被鼓励花费太多时间玩电脑，更没有人教我们如何上网以及互相寻找对方。

为了找到朋友，我必须学习使用电脑、掌握新的语言、上网、盗版电脑游戏、寻找游戏玩家。因此，我找到的人通常都有着和我相似的经历。

2000年时，网络游戏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动力，孩子们通过玩游戏以探索计算机。因此，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他们在科技领域做得非常棒。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来说，互联网就是前沿领域，是未曾被驯服的荒野之地。如果你努力工作，适应未知（有时候甚至充满敌意）的环境，你就可以建立新的生活和身份，制定自己的规则。

前往硅谷

我最终从事了软件工作，这几乎是必然的。大一还没读完，我就辍学加入了一家软件公司，并最终创立了自己的科技初创企业。

我是那种本应爱上硅谷的人，我本应在那群人中找到同伴。当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时，我终于决定搬到硅谷。我认为改变即将到来，我这一代人开始接管世界，我需要做的就是接近无可争议的“创新震中（即硅谷）”。

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我的第一次硅谷之行充满了挫折，这让我感到极度失望。我首先到达旧金山，但感觉自己好像经过时间旅行回到了过去。那里没有我所期待的科技乌托邦，没有玻璃塔，反而让我有种前往东欧旅行的感觉。这里似乎有很多限制，我觉得自己难以驾驭这里的文化。

我被告知，不要讨论宗教和政治，而这恰好是我们在瑞典时讨论最多的。我对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拥有庞大的“粉丝”群感到困惑。

如果你不想建立更好的社会，创新的激情和意义何在？

很快，我便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甚至患上完全没有预计的心理疾病，并对“新美国社区”催生的诸多改变感到沮丧。

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那些相信自己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企业家嘴中的咒语。荒唐的事情时有发生，我看到技术官僚接近无家可归的人，给予他们工作，为他们提供免费饮食。

从瑞典来到硅谷，我感到很失望。我想很多年轻的创业者都崇拜硅谷，将其作为理想中的乌托邦——技术人员正在这里建立公正、民主社会的基石。

但我发现，这里却是一个充满虚荣、狭隘以及贪婪的地方。这里不仅皇帝不穿衣服，赤裸裸的语言也暴露出与瑞典准社会主义理想完全相悖的矛盾。

最终，就像来硅谷时一样，我又选择孤独地离开。

搬到北京

经过一系列怪异的灾难性境遇，2009年，我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我将一切都留在身后，想要从头开始。这是我曾做过、甚至想过的最勇敢（或最鲁莽）的事情。

当时，我的全部家当只有银行卡上的1000美元现金和我从辍学的加盟私人公司那里获得的、价值约1.5万美元的股票。我计划将股票卖给以前的同事，但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事实上，有人告诉我我不该那样做。我应该利用卖股票的时间找份工作，找到新的立足点。

我很少听到有帮助的建议，所以我选择离开，我有信心自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会找到值得停留的地方，找到能够养活自己的方式。我会从头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而它将不再存在我以前工作过地方的道德短板。

还没有从机场的出租车上下来，我就爱上了北京。北京堪称历史与未来主义的疯狂组合。这里到处都在施工建设，2000万人正在努力建造更高的建筑，它们正成为未来中国的一部分。这些就是玻璃塔——中国正摆脱贫困和千年的沉重负担。尽管显得有点儿脏乱，但北京正迅速地发生改变。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

在你反驳之前，我需要澄清一下，我绝对不是说北京的社会制度比硅谷更公正，或者北京的技术比硅谷更先进。北京正处在迅速的发展中，这是一座关注国家与人民未来的城市，它并非只关注最新的热门工具。这一点令我影响深刻。

北京是一座着眼于未来的城市，一座你能够参与建设的城市。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北京是个创业的好地方。我认为，这座城市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孵化器。北京可提供廉价的住房与饮食；拥有经验丰富的导师，他们乐于提供帮助；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人才库，他们的薪酬还不到硅谷初级工程师的六分之一。

此外，这里还有庞大的客户市场。在我的公司所从事的领域，北京可提供创新的肥沃土壤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事实上，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那些正要搬到北京的人。就像2000年初的互联网成为创业者的汇集之地，北京也吸引了大量受数字驱动、有创意以及有趣的人。无论你是从中国的小城市还是世界级的大城市来到北京，你都会做出令许多人质疑的决定——留在这里。

对于科技先驱者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动机驱使它们来到北京，比如渴望成为某个伟大东西的一部分，未知而令人激动的未来等。

今天的北京给人的感觉就像我少年时初次接触互联网。这里正不断吸引人才，并推动人们去制定规则。如今，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六年。我从未打算留下来，但也未想过离开。这里有太多见证历史的机遇展现在我的面前。不得不承认，我沉迷于北京的速度与愿景，以及拨动文明指针的那种感觉。

返回硅谷

尽管我已经在中国工作了六年，但每年我至少要在硅谷停留一个月。随着时间推移和经历日益丰富，我想自己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上周，我刚刚结束了在硅谷为期3周的考察，我依然在消化这些经历。

不要误解，我依然非常喜欢硅谷的许多东西。尽管我为硅谷道德罗盘的丢失深表遗憾，但我依然深深地爱着硅谷。这里是极客之所以被称为极客、理智主义不被歧视的地方。我喜欢推动创造，我关注那些创造伟大产品的人。

但是坦诚地说，硅谷的问题在于，它总是在模仿自身，这正在让硅谷失去使其伟大的因素。硅谷曾是为技术创新提供巨额补贴的地方，但现在，它更专注于业务执行。好的技术获得好的执行、投资者渴望赚钱没什么错，但是他们似乎很难分辨哪些是好技术。

当哈根达斯这样的老牌知名企业认为，硅谷居民喜欢“伪代码（一种介于编程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虚拟代码，帮助程序员进行程序设计）”，并宣称自己是“56年的初创企业”时，我们肯定会嘲笑它在赶时髦。但这也给了我们反省的机会——硅谷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此外，我们还需要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为何我们在硅谷而非其他地方？

当我创办自己的初创企业时，我曾质疑我的行为是否有着正确的动机。我没有想过要获得庞大的市场，或者为我个人或投资者带来巨额收益。我只是想要解决某些与数据相关问题的痛点。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

我的创业伙伴已经建立起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技术，我们想要研发更具有挑战性的技术。它们将让我们感到自豪。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经常需要走向相反的路径，我们的长期策略也令投资者感到迷惑而沮丧。因为，这些长期策略往往要求我们放弃眼前的利益，而着眼于未来的更大潜在机遇。

时间将会证明，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决定。但我知道，如果我们身在硅谷，我们永远也无法制造出我们正在打造的产品。我们花费了两年时间辛苦工作，夜以继日地在白板上绘制原型，这些都让我们感到自豪。而硅谷投资者可能容忍你用2年时间设计产品吗？

不仅如此，我们用了在硅谷开发产品六倍的成本开发产品，而且无法立即获得收益。此外，北京拥有我们急需的世界级人才，堪比硅谷。要知道，就连硅谷都需要从中国输入数以千计的工程人才，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就地引入人才。

从我的立场来看，我很难不感激北京的创业文化。这里的支持者看到了我们的激情，他们不怕长期投资。这里的社区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此外，我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他们真的注重伟大的文化，不仅仅是公司文化，而是建立与文明层面相匹配的伟大文化。我想要更大的梦想，而北京就是梦想家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