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绿皮书：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休闲消费最旺盛最前沿之地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根据计算，城市休闲指数排名前十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三亚、北京、珠海、深圳、青岛、厦门、杭州、西安和拉萨，其中8座城市来自东部地区，2座城市来自西部地区。

人们享有休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休闲看似每个个体和家庭的自我选择，但实际上，它并非纯粹的个体现象和私人事务。发展休闲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性和国家战略性，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绿皮书尝试从政策、产业、区域、市场等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围绕文化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休闲、休闲农业、徒步运动、健康旅游、休闲城市、互联网发展与休闲行为、电影产业、户外无动力乐园、在线音乐等议题进行广泛探讨，同时针对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上海、杭州、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休闲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从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空间尺度透视和展望中国休闲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旅游休闲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旅游休闲品质不断提升。2019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针对景区、酒店、旅行社、线上旅游服务平台等行业主体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游客休闲体验，实现旅游休闲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二，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持续深入，休闲的文化内涵逐渐增强。在旅游演艺市场发展之初，游客的休闲需求较易通过新颖技术的体验和感官方面的刺激得以满足，景区和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尚未投入足够的关注。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旅游休闲市场的迅速发展，游客对于高质量休闲的需求被不断激发，如果不能深入挖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很难真正打动人心并有效传播当地文化。2019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引导市场供给形式多样、持续创新的旅游演艺产品和服务，为丰富游客生活、满足休闲需求、传播地方文化提供多元化渠道。

其三，全域旅游示范区进入验收阶段，旅游休闲的带动作用更加凸显。2019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验收、认定和管理工作。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旨在充分发挥行业头部主体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把旅游发展实践中的工作方式、具体做法总结成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标准化经验，从而有利于凸显休闲服务的综合吸引力。

其四，乡村旅游和休闲度假成为热点。2018年《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等文件的出台，对于推进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一轮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评定工作完成，对于推动休闲度假空间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休闲产业发展水平广东位列第一 

研究发现：（1）各省份休闲产业发展水平排名变化较弱，已呈现“固化”态势；（2）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较强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带、京广沿线带和长江流域沿线带，西北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发展水平较弱；（3）休闲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在缩小。

2000-2014年休闲产业发展指数始终排名前十的省份有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河南、四川，但各省份发展变化不同，其中广东和江苏的人口和GDP基数较大，休闲产业总量意义上的排名始终位居前二。同样，河南和四川的人口基数较大，其排名挤进前八。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休闲产业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表明该区域休闲产业规模效应明显。武俊奎认为城市规模扩张会使产业集聚度提高，从而提高城市能源利用率和城市专业化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依此可以认为人口集聚程度高的长三角区域，休闲产业的集聚趋势会日益增强。

第二，15年间，中部的大部分省份以及东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排11-20名，其中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湖南、湖北、山西、江西、黑龙江，东部地区包括福建、河北、辽宁，西部地区包括云南、陕西、重庆。中部地区安徽休闲产业水平排名上升趋势明显，湖南、山西和江西略有上升，湖北和黑龙江下降明显。安徽排名上升较快与本省对休闲相关产业扶持的政策有关，2003年安徽便提出打造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之后安徽省持续加大对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文艺团体以及新闻、通信、广播、电视、出版等部门的财政支持，至2014年安徽文化事业费达到11.99亿元，是2000年（1.58亿元）的7.59倍。与此同时，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具有一定的规模。目前安徽已形成以传媒出版产业、广播影视演艺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为优势，以动漫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文化会展业为新兴产业的文化产业门类，推动着安徽休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湖南虽然在电视娱乐产业、动漫游戏产业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其他的休闲相关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具有成长不确定性和轻资产的特性，制约了休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另外，政府扶持政策与企业的对接仍存在诸多障碍，导致休闲产业的发展进程较慢。山西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即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休闲服务供给体系方面，缺乏对人们休闲需求的科学分析，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江西的休闲产业发展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供给体系不足，比如适合大众口味的休闲场所供不应求，科技馆、图书馆、文化馆等休闲设施严重不足。湖北在休闲产业发展方面，明显存在技术水平、投入的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同时，湖北的休闲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比较低、种类单一，缺少休闲消费氛围，与休闲消费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影院和剧场建设落后，难以满足人们的休闲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导致湖北的休闲产业规模收益递减。黑龙江地处东北区域，近年来人口流失严重，休闲消费需求不足，同时在服务供给层面存在诸多制约休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因素，如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人才缺失等。

第三，15年来，排名始终处于后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广西、天津、内蒙古、贵州、吉林、甘肃、新疆、海南、青海、宁夏。10个省份中，除了东部地区的天津、海南和中部地区的吉林以外，其余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从30个省份地位来看，天津是唯一一个休闲产业发展指数与其城市地位极不匹配的城市。其地理位置紧挨着北京，受制于北京首都和政治中心的功能，同时是直辖市，无法集中其他省的资源，导致天津休闲产业发展缺乏标志性的产品、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以及较大规模的休闲产业集聚区，影响了天津休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吉林省长期受制于地域文化、自然环境、体制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方面存在经济结构超稳定性、经济关系超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缓慢性等表现，这导致休闲产业发展迟缓。纵然有长春电影节、吉林雾凇节等节庆活动，但活动内容单一，缺乏与经济相联系的规模优势，因而影响力较小。其余的8个省份中，广西、贵州和海南三省地理位置紧邻，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的地理位置邻近，形成西南片区休闲产业发展弱势集中区和西北地区休闲产业发展弱势集中区。从一份以地球夜景亮度评价中国各省份经济发达程度的资料看，这8个省份的亮度点较小且分散，一方面说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反映形成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低，再加上这些省份的人口规模较小，导致与休闲相关的产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

进一步从每年TOPSIS评价值的统计特征看，2000-2014年各地区的变异系数都大于30%，表明休闲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衡，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但值得关注的是，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61.505%下降为2014年的60.834%，反映出区域差异在缩小。

休闲产业发展不均衡特征，具体体现在较强水平的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带、京广沿线带和长江流域沿线带，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种非均衡性主要是自然环境本身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导致的。

上海、三亚、北京位列中国城市休闲排名前三 

根据计算，城市休闲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上海、三亚、北京、珠海、深圳、青岛、厦门、杭州、西安和拉萨，其中有8座城市来自东部地区，2座城市来自西部地区，并排在第9和第10名。后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毕节、菏泽、内江、达州、周口、昭通、贵港、衡水、揭阳和阜阳，其中4座城市来自东部地区，2座城市来自中部地区，4座城市来自西部地区。

从东、中、西部城市各指标均值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休闲化水平整体呈现出“东部领先，中部洼地，西部赶超”的局面，这一发展格局与我国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说明城市休闲化水平不仅受限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人口密度、资源禀赋、休闲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城市休闲指数数值的比较分析方面，290个城市的城市休闲指数均值为24.91，仅有109个城市超过均值水平，占36.55%，反映出我国休闲城市建设水平整体偏低。城市休闲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最低的是安徽省阜阳市，上海约是阜阳的4倍，反映出城市之间的休闲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分类评价结果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城市休闲发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休闲城市建设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市休闲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并不是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绝大多数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如城市休闲指数排名第一的上海市，其在休闲生活与消费、旅游关注度方面排在了前十名之内，但在休闲空间与环境方面在200名之外。再如城市休闲指数排名在第十位的拉萨市，其休闲空间与环境这一要素排在第五位，但在休闲生活与消费方面有所欠缺。第二，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休闲空间与环境是其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前往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居住以及就业，使得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加大，人均绿化面积缩减，空气质量下降，污染问题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休闲化整体水平提升。第三，休闲产业与经济以及休闲设施与服务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休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影响休闲消费的升级发展，当休闲供给不足时，城市的休闲化发展会受到阻抑。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休闲消费最旺盛最前沿之地 

粤港澳大湾区占据了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地理区位，是中国休闲消费最旺盛最前沿之地，其对于中国休闲事业和产业的引领性和示范性，是非常明确的。

（一）广东居民的休闲需求：快速成长的休闲前沿

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沿，广东省居民的休闲需求正处在飞速成长之中。从居民的休闲状态来看，形成了各美其美的繁盛之势。居民休闲需求可通过公园或博物馆等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品获得满足，或借由企业提供的购物、美食或娱乐获得满足。2018年广东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9501.1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8%。分地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4514.12亿元人民币，增长8.7%；农村消费品零售额4987.00亿元人民币，增长9.4%。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35616.53亿元人民币，增长9.1%；餐饮收入3884.59亿元人民币，增长5.6%。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5.9%，书报杂志类下降0.5%，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增长0.2%。

居民休息日的休闲行为明显多于工作日。外出休闲距离总体上差别不大,但是休闲时间长度,休息日明显要更长。居民休息日休闲活动主要受家附近建成环境制约,工作日主要受单位所在地制约,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节假日期间，广东省居民选择出游作为休闲活动的需求正在增加。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2018年国庆期间，广东省居民出游人次突破5688万人次，同比上升11.1%。国内游目的地前三位分别是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江西省，出境游目的地前三位为美国、泰国和日本。

（二）香港居民的休闲需求：休闲是生活的必需品

香港是生活和工作节奏极快的亚洲都市，休闲是居民重要的节奏转换方式，对于调整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3年9月至12月进行的一项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显示，就15岁及以上人士而言，他们平均每日花11.6小时用于“与个人起居饮食有关的活动”（包括睡眠），5.0小时用于“闲暇活动”，3.4小时用于“有薪酬的工作”，1.8小时用于“无酬活动”，1.0小时用于“交通”，0.6小时用于“教育及接受培训”，0.6小时用于“在香港以外进行的活动”。在周日，15岁及以上人士平均每日花11.4小时用于“与个人起居饮食有关的活动”（包括睡眠）；4.3小时用于“有薪酬的工作”，4.3小时用于“闲暇活动”，1.8小时用于“无酬活动”，1.1小时用于“交通”，0.7小时用于“教育及接受培训”，0.5小时于“在香港以外进行的活动”。休闲在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外出旅游是香港居民满足休闲需求的热门选项。商业机构有关未来出境旅游报告显示香港人热衷外游，在亚太区内排名第二。香港的国际出境旅游次数（不包括前往中国内地及中国澳门的旅行）预料将以每年平均3.0%的速度增长，至2021年达到680万旅次。到2021年，亚太区内所有已发展市场（日本除外）的出境旅游次数占总户数的比率将超过100%。新加坡（693.6%）、中国香港（248.9%）及中国台湾（232%）的比率远超100%，显示这些地区的家庭最热衷外游。

（三）澳门居民的休闲需求：休闲是主要的消费项

对于澳门这样的旅游休闲中心而言，休闲是居民主要的消费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公布的2017/2018年住户收支调查，按双周消费开支组别和商品服务组别统计的住户双周消费开支总数为16335澳门元，其中“外出（店内）用膳”2185澳门元（占13.4%）、“康乐及文化”759澳门元（占4.6%）。“康乐及文化”消费前三位分别是“旅游服务预订”201澳门元、“康乐及体育服务”94澳门元、“书籍”82澳门元；此外在“外地消费”1902澳门元（占11.6%），其中到珠海的消费为838澳门元。

外出旅游成为澳门居民节假日满足休闲需求的选项之一。2018年，使用旅行社服务外出的澳门居民有1578526人次，上升13.5%；其中前往中国内地（834910人次）增加10.3%，前往中国香港（238373人次）及台湾地区（179799人次）的居民亦分别上升17.2%及37.8%。此外，前往新加坡的居民（26261人次）大幅增加101.7%；前往韩国（75723人次）及泰国（46091人次）的游容量则分别出现8.9%及4.9%的跌幅。随团外游的澳门居民有526805人次，同比减少6.1%。

营地教育行业未来5-10年都将处于上升周期 

营地教育是一种有别于应试教育的创新性体验式教育形式，营员通过在营地的生活和体验式的活动，实现受教育的目的。近几年随着营地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营地教育产品的类别开始呈现细分化趋势，满足个性化需求，朝着精细化、主题化、专业化发展。中国营地教育仍处于发展初期，大部分教育营地都是5年内成立的，营地教育的数量相较国际水平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在政策推动、经济消费升级、新一代家长教育偏好、教育人口基数、景区和旅游地产诉求上，营地教育均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目前，在消费升级、教育人口基数、政策推动、新一代家长的教育偏好、景区和旅游地产诉求方面，营地教育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其一，教育理念转变。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也逐渐影响着家长，家长对教育的认知也得到提升。择校与就业不再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孩子的综合能力培养得到更多的重视。超过80%的受调查家长表示重视素质教育，新一代家长更加认可营地教育这种体验式学习方式。

其二，消费升级。目前中国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服务的支出较大，素质教育受重视的程度高。将近四成家庭的年均教育产品支出超过6000元，而月收入高于3万元的家庭有37%年均教育产品支出超过24000元。

其三，人口基数庞大。我国在校中小学生人口数约为1.87亿人，是美国的3倍、俄罗斯的7倍。目前，营地教育在国内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渗透率约为30%（许多发达国家渗透率达90%），考虑到渗透率在三、四线城市较低，取折中数据15%计算，营地教育未来5-10年的市场规模约为1000亿元。

其四，相关政策支持。营地教育行业目前处于景气上升周期，企业享受政策发展红利。行业扩容、边界限制少、企业可享受的发展红利多,在这一趋势下,预计未来5-10年都将保持这样一个上升态势。

其五，契合供给方景区、旅游地产诉求。营地教育往往与众多的户外拓展基地、旅游景区合作，作为旅游地产配套或者景区旅游配套内容而存在。众多景区拥有优质的自然条件但缺少丰富的旅游内容和元素，而这些自然资源开发商、政府注重打造多元的可持续性强的旅游产业，与营地教育等教育、旅游、健康行业形成了完美的契合。

户外无动力乐园将成为亲子游市场主力军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中国家庭的结构和消费方式也正在经历一场重塑。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虽然为负，但是，新生儿中二孩出生数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1%。到2018年，全国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500万人。中国的“90后”人口达到了1.75亿人，已经全面进入适婚年龄，并且大部分已处在适宜生育的年龄阶段。他们普遍高学历、高眼界，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所以呈现出显著的“重体验、重品质、追新潮”的消费特征。中产阶级崛起、旅游消费升级、二胎政策开放的叠加效应催生出庞大的亲子游市场，“带娃出游”已成为旅游市场的主流消费趋势。数据显示，仅2018年上半年就有近40%的亲子家庭用户出游超过3次。

从百度搜索指数我们可以发现，2017-2018年，“亲子游”话题的搜索量在时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分散特性。不再仅仅集中于7-8月的暑假期间，3月、4月的搜索量同比增长接近30%和70%，由此可见，随着亲子出行的不断普及，错峰出行、日常出行、周末出行已经成为亲子游的常态，甚至在全年的时间跨度下都能保持相当的热度，展现了亲子游市场对文旅消费的强大拉动力。

从消费习惯上看，呈现如下几个新特征。其一，由以孩子为中心，发展到合家欢。这一现象在“90后”受访者和一、二线城市的父母中尤其流行。他们在携带年幼的孩子出游时，既认同以孩子的需求作为消费决策的关键依据，又认为家长在出游过程中的需求也应该得到尊重，甚至希望有亲子双方共享的产品形式，能够让双方都从出游行为中有所收获。其二，认为带孩子出来玩，花钱不是问题。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全年的亲子出游活动花费在人均5000元左右，甚至有18%的消费者每年亲子出游的人均消费超过了10000元，只有不到20%的消费者表示这一数据在3000元以下。其三，幼儿家庭以休闲为主，大童家庭以游学为主。带着0-3岁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风景优美的乡村、农家乐与海岛。有4-12岁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文化科普类、修学体验和动植物认知等产品，更多追求寓教于乐，在玩中学，收获知识与快乐两不误。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与消费行为特征之下，亲子无动力乐园产品恰好能够最大程度地契合所有需要：一是通过坐落于城市近郊优良生态环境中的乐园，用最低的时间成本解决城市亲子家庭平时户外活动时间短、缺少对自然的认知与接触的问题；二是在通过专业游乐设备满足儿童的游乐天性之外，通过专项课程满足寓教于乐的学习需求，同时关注父母休闲的需求，为家长设计活动和课程，以保证在孩子玩乐的同时，父母也能得到休闲放松和舒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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