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小悦悦”事件是否该让“吃瓜群众”领刑？

近日，河南驻马店市一名女子被二次碾压致死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后，惊恸人心。人们在谴责肇事司机无良之时，把矛头更多对准了途经的路人，认为在面对别人生死攸关、命悬一线之际，还甘当“吃瓜群众”，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由此，小编不禁想到了多年前更加惊恸人心的“小悦悦事件”：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一辆车撞倒并两度碾轧，肇事司机逃逸。随后，又一辆车从小悦悦身上碾过逃逸。此间，先后有18位路人从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身边经过，他们无视、迟疑、张望、避让、匆匆而过……没有一人施以援手。只有第19位路人，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而这位路人，是一位穷困潦倒于最底层的拾荒阿姨，她叫陈贤妹。然而，一切已经太晚。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离世。肇事司机最终被判刑，而那18位路人不可能被追究任何责任。

小悦悦事件极大的震荡了国人的灵魂，引发人们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天问。没想到的是，事隔多年，类似的悲剧再现，更可悲的是，这位被碾的女子，再没有“陈贤妹”的出现，网上依然是一片鞭挞之声，可问题仍旧无解。难道非得把“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非得把“见死不救入刑”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吗？

见死不救入刑，在我国似乎只是说说而已，在其他一些国家却是动真格的。

法国刑法典：任何人对处于危难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处罚金7.5万欧元。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1997年8月31日凌晨，前英国王妃戴安娜，为摆脱“狗仔队”的僵尸之地追赶，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地下隧道中遭遇严重车祸。在车祸和死亡的几个小时内，紧随其后的“狗仔们”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甚至包括她挣扎着死去的情景，但是没有人施以援手……法国警方将这些可恶的“狗仔”们抓捕，并送上审判台，罪名就是“见死不救”。

意大利刑法典：对气息尚存或受伤或危急的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没有立即通知官方的，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12万里拉以下的罚金。

德国刑法典：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西班牙刑法典：对无依无靠，且情况至为危险严重，如果施予救助对自己或第三者并无危险，但不施予救助，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西币5000至10000元之罚金。

奥地利刑法典：在不幸事件或公共危险发生之际，对有死亡或重大身体伤害或健康损害危险，显然需要加以救助之人，怠于为救助者，处6个月以下自由刑或360日额以下罚金。如不能期待行为人为救助行为者，不在此限。须冒生命、身体之危险或可能侵害他人重大利益时，属于不能期待救助之情形。

其实，在中国古代，《唐律》也有类似规定：一是邻里有强盗或杀人案发生，见呼告而不救助的，打100板子(捕亡律)；听到而不救的，打90板子(捕亡律)。二是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按失火罪减二等处罚(杂律)。

中华民国时期的《暂行新刑律》规定：在自己经管地内发现老幼残废疾病的人有危险，而不报告巡警官员及其他该管官员者，处5年有期徒刑、拘役或100元以下罚金。

而我国现行法律，除了为特定职务人员设定了救助义务外，没有为普通公民设定该义务。比如刑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当然，我国法律也为普通公民设定了不作为犯罪，但那仅限于特定的关系人之间。例如，母亲拒绝给婴儿喂奶，造成婴儿死亡的；子女不抚养、救助无生活能力、疾病缠身的父母，造成父母伤亡的。

但由于因不作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三要素：应为、能为、不为。而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危难，显然缺乏“应为”的要素。

民间有关“见死不救入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

2006年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法律界人士提出，如果是有能力救助，而且不会承担风险却不救，就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见死不救入刑”太过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见死不救还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一旦入刑，可能大家出门就想着如何保护自己，绕着弯走。而且滥用刑法，可能带来“泛法律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相关条款的设定，有一个原则，即“刑法不得已性原则”，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采取刑法制裁措施。

有律师提出过折中方案，入刑太过，不入又不行，就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好了，对于不救助者，给予治安拘留和罚款。

还有人认为，与其对见死不救立法入刑，不如加强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和保障，通过法律规定重奖见义勇为的人。

小编以为，在古代，道德和法律重合度高，甚至不分彼此，自从法律出现后，更高的道德要求就被剥离出来，尤其是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的兴起，个人自由成为法律需要保护的价值。同时，法律不是万能的，它无法做到无孔不入，更不能包治百病。

再者，不论从立法和司法从实践来看，见死不救入刑可操作性很弱。因为这类事件多发生在公共场所，车来车去，人来人往，少有监控或监控灭失，如果要追究刑责，警方如何寻找犯罪的主体？谁才是真正见死不救之人？正所谓法不责众，打击面过宽或过窄，既与立法目的相背，也不利于司法实践。（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王小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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