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变革下尤需保护民企经营的机会、规则及待遇平等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到来，按下了世界经济的暂停键。中国企业提前复工后发现，在其他国家仍处于封国停工状态下，国内企业的经营状态也无法全面回到从前。全球经济一体大环境下，中国许多产业发展已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高度关联，一停皆停、一损皆损。

此外，由于几个月只消耗不赚钱，国民购买力差了很多，一些非生活必需品，被许多人排除在采购清单之外，相关产业面临市场大缩水局面，若企业坚持全面复工，可能面临持续的亏损甚至破产。

针对这一局面，党中央与国务院作出了六稳六保、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重大决定。同时，会同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陆续推出扶持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提供复工经营贷、公房减租、暂停社保缴纳、免征3-6个月的增值税、减免水电费、增加政府采购等等。

然而此刻，许多历经几十年起落的企业主们，考虑更多的不是眼下的复工复产，而是在当下变幻不定的国际与纷繁复杂的国内环境下，作为一个中小民企如何能保持长久生存。

反复的产能过剩与经济危机多次伤害中国中小企业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企业主们至少面临过5次经济危机，每次都是九死一生。

第一次发生在1987年，由西方国家投资过度与突发股灾引起。波及当时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水阶段中的中国。那次经济危机导致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停工，“半拉子工程”由此产生。1989年前后，全国仅民营企业就破产关闭了13万家，占当时全国企业总数的60%。

第二次发生在1997年，由过度消费与全球股市崩盘引起。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经济政策不够完善、发展市场经济经验不足、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狂热、民营经济快速增长、股市长期疯狂高涨、人们手头资金充裕大肆消费，持续的高投入最终引发产能过剩。由于未能及时适应自由市场规则，本次倒下的是国有企业，近20万国企和集体企业破产，400万企业面临软着陆，中国1.1亿国企职工中有7000万人面临暂时性下岗与失业，最终引发全国性的体制改革与产权制度变革。

第三次发生在2007年，由超前消费与房地产市场崩盘引起。时年美联储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连续17次提息，最终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本次危机不仅使美国大量房地产与金融企业破产，还因资金的全球流动性减少，导致一些高负债小国破产，传递到中国后同样引起国内房地产市场与股市大崩盘，波及30多个相关产业，大量中小民企因此破产。这是中国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后，切身体验由海外经济危机引发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第四次发生在2012年，对于中国来说，本次危机由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人民未同步增长的购买力矛盾引起，最终因劳资矛盾导致资金外撤，使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大量由中国向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转移。国内许多中小企业在2013-2014年后，才逐步感受订单的消失与市场的失去。这一次危机使中国企业意识到，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掌握产品定价权有多重要。

第五次经济危机由本次疫情彻底引爆。从2012年至2019年，随着东南亚与非洲国家产能的提升，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已显现。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原材料与日用品的生产大国、全球重要制造业基地、各类农产品与中高端产品的消费大国，中国70天停工引发全球产业、供应、物流链中断；中国复工后，世界仍处于停工70天，全球产业、供应、物流链仍处于中断中，全球一体化经济模式受到严峻考验。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期只有1-3个月，连续4-6个月的停工已超出许多中小企业的生存极限。疫情消除、世界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后，各国都将重新评估各行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全球全产业洗牌、全行业重整已不可避免。

中国民企在历次重大经济危机化解中跌宕成长

第一次面临经济危机，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放开大部分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市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开放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权，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求加入WTO，为融入世界大生产供销链作准备。此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逐年增长。

第二次应对经济危机，中国选择了全面发展市场经济与拥抱全球化。除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产业外，其他产业一律接受市场化、推行私有化。此轮变革有着明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向。高利润产业受追捧，房地产产业成为当仁不让的龙头产业，引发国内土地、金融、股票期货市场一片红火，并带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协同发展。此轮变革中，中国民营企业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得到长足发展，广泛涉足一、二、三产业，中小企业遍地开花。本轮经济周期中，民企的发展势头明显超过国有企业，为全民提供超过65%的就业岗位。

第三次经济危机的解决，中国选择了扩大内需、振兴制造业、拥抱全球经济以及开放公共资源与服务市场。此轮变革，国家重在追求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先一步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在资金与技术优势支撑下，开始涉足公共服务与重大基础设施、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同时也积极参与全球并购与海外市场开拓，民企也开始与国企同等享受国家的财政、金融、土地、税收支持的待遇。此轮变革中，民营中小企业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

到第四次经济危机来临前，中国的民企已达到8000万家，为国民提供了90%的就业岗位，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定海神针。但在此时，国人切实感受到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产能过剩与经济危机的反复性与周期性。此次中国选择了科技驱动、发展互联网+产业、鼓励企业走出去。本轮危机之下，公职人员腐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显露出来，广大民企与中小微企业切实感到来自行政机关的挤压，抓大放小、保国弃民、认亲欺生、关联利益输送，一些国家给予民企的支持政策，没有真正落实到民企身上，中小微民企普遍生存艰难。

至2020年第五次经济危机到来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由最高峰时2800万家降到1560万家，个体工商户由5000万户下降到3000万户。本次全球疫情的持续，使各国经济界思考：到底该不该选择全球经济一全化？若继续，哪些产业可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哪些产业只能本土经营？当经济危机再次发生时，是保大型支柱型企业，还是保广泛存在的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民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受严重的行政挤压

从1981年国家首提发展私营经济，到2019年底民营企业吸纳全国90%的劳动力，中国民企不仅实现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同时还持有65%的国内专利发明，创造了60%的GDP与50%的税收。民企的生死存亡，已开始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带来决定性影响，然而即使有如此重大贡献与影响，中国中小民企还是受到来自行政机关的排挤与压制。

首先，在扩大内需机会中，获得政府采购、补贴补助、投资支持资格艰难。一些行业机关对企业项目产品的身份资格认定与荣誉评定，是许多中小民企总也迈不过的槛。原则上来说，应是谁采购谁评价、谁补贴谁认定、谁投资谁评定，但有些国家机关却长期轻视宏观规划、政策制定、跨区协调、系统监管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工作，多年把各种评定认定当重点工作抓，这不仅使上下分工混乱，还导致国内一个行业的几十甚至几百万企业中，每年仅有几百或千家企业获得支持。更使每年全国高达万亿的机关运营，基础设施与公共项目建造，新兴产业支持与应急储备项目的政府采购、补助补贴与基金支持，落入极少数企业囊中。

其次，哪些业务能做，哪些不能做，许多企业还在受人为设定的等级限制。在工程项目建设与服务领域，部委至今还在通过行业协会对企业进行分等定级，这种定级最终影响企业的执业范围与获取业务机会。极少数高资级企业能参与国、省级大项目大工程投标；80%以上低级别生产建筑与商务公司，仅能在本市区县内承接中小项目。最终形成15%的高职级企业轻松获得80%的高性价比业务，85%的低等级企业争抢20%的劳动密集型业务。在这种操作下，不同企业以同样技术方法与操作流程做同样的业务，却能产生4-10倍的收益差。

再者，2020年开始推行的总承包制度，将本该由几十家建筑商务企业分别承接的业务，汇集到极少数企业手中。此项制度的推行，不仅侵犯了工程项目上下游企业的自由投标、独立获取业务、独立执业权利，也因竞争对手大幅减少，而使采购方丧失议价权，导致国家推行政府采购的另一个目的——控制成本，得不到有效落实。

此外，许多地方的政府采购招标，形式上看似公开透明，实质仍能通过招标技巧运用与评级标准设定进行人为操控，招标人仍能轻松实现想让谁中标，谁就能中标的目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某些政府公开发布的采购招标，始终仍由固定的1-2家企业中标。其他众多中小企业，要么不能及时得到招标信息而错过投标，要么是积极参与仍屡投不中。

最后，在支持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上，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明显存在作为方向跑偏问题。几乎所有科技重点项目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只支持已实现收入的企业，而那些真正有知识产权需要转化、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往往得不到投资基金、补贴补助与政府采购支持。国家因知识产权激励而推出科技创新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红线却被晾在了一边。

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应对产能过剩与经济危机，是由自由市场经济走向寡头垄断经济，那么，当下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与行政机关应对产能过剩与经济危机的方法是，以行政手段将重大重要项目和日常服务业务，集中统一推向少数企业。这个集中统一垄断还分三个层次，国省市三级企业分别认领不同层级机关推出的项目建设、产品与服务采购。

这种政策的执行也导致同类企业间存在巨大收益落差。一般中小民营企年人均毛收益约在8万-16万元人民币间，一般国央企年人均毛收益在30万-60万元之间；高等级国民企年人均毛收益在40万-150万之间，有专利产品的科技型企业可实现年人均毛收益60-180万元。当下的中国，年度毛收益在8万-16万元间的中小微企业，占到企业总量的80%。

推动中国民企享受同等规则待遇水平、上下协调一致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14亿人口和8.8亿劳动者，国家在养活全体国民、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上，压力始终很大。广大民企能为全社会提供90%以上就业机会，早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利益个体，而是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与社会正常运转的中坚力量。

本轮疫情下，暴露了许多国家产业、供应、物流链的缺陷和产业布局的失偏，疫情过后，各国完善本国产业链、重振本国制造业与公共服务业已成必然。中国作为全球资源储备、商贸物流与劳动力供应大国，顺应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变化，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助力大部分企业稳岗与推动部分企业转行，已势在必行。

这期间，保持政策透明、信息公开、公平市场、机遇同等、规则同等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9月，我国出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提出：“国家坚持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中小企业创立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中央财政应当在本级预算中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支持初创期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创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2019年10月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指出：“国家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国家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自然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发展的政策。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政府资金安排、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质许可、标准制定、项目申报、职称评定、人力资源政策等方面，应当依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制定或者实施歧视性政策措施。”

遗憾的是，这两部立场鲜明保证民企权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居然没有明确的执行主体与监管落实单位。更加遗憾的是，国家保护支持民营企业、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大政策方针虽好，许多部委和地方政府在重大关键领域却并没有落地执行，各种少数保护依然明暗存在。

近日，国家明确提出了“六稳”与“六保”，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这绝不是疫情之下国家作出应急的选择，而是未来多年，国家需要长期落实的工作。

将保护民营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学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互联网与大数据产业发展、落实城乡一体系列政策有机结合，推动全体国民企身份平等、待遇平等、规则平等，最终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未来十年我国政府需要落地执行的首要与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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