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徐耀昌：浇不灭的新药梦，斩不断的张江情

年逾花甲的徐耀昌更换了自己的人生跑道。

15年前，他是跨国药企的研发高管；15年后，他为了理想开始创业。这15年，他见证了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的崛起，也开启了他志在千里的新征程。

胸怀梦想的人，永远年轻。

这是属于他和团队的黄金时代，一切才刚刚开始。

徐耀昌博士

时钟拨回到21世纪的头两年，尽管人类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又迎来了新的刻度，但放眼全球，经济形势并没有因此而“开门红”。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意味着地球村上的国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要“荣辱与共”。与之相应，随着欧美经济发展的萎靡，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然而，令全球政客和经济学家不解的是，在遥远的东方，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一切却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希望。从2001年中国力挽狂澜加入WTO，到“MADE IN CHINA”的彩电、洗衣机、冰箱、微波炉抢占全球市场，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的未来和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

彼时的徐耀昌，供职于全球领先的制药公司礼来（Eli Lilly and Company），是中国年轻人心中 “天之骄子”的代表。由于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勤恳认真的工作态度，几年光景，他便成为了公司的业务骨干。

一次偶然的机会，徐耀昌因公到香港参加会议。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了好多年的他，想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去内地转转，问候一些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他去了好多个城市，从香港到上海，再一路北上。尽管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远不及欧美，但各个城市所迸发出的活力和激情，让徐耀昌振奋无比。

他隐约地觉察出了什么，但又说不清楚，更没意识到，这次短暂的中国之旅会将他和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到美国后，徐耀昌照旧带着团队研发新药。随着人力成本的持续走高，礼来公司的发展遇到瓶颈，公司委托徐耀昌带领一部分人与外包服务公司合作，共同研发新药。在美国，有很多这样提供外包服务的公司。徐耀昌的项目请了6位研发人员，礼来支付每人23万美金。

这笔不菲的费用让徐耀昌猛然意识到，礼来公司的外包项目完全可以与中国的外包服务公司合作。虽然中国的新药研发起步较晚，实力也相对较弱，但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大学生对生物医药产业抱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事完全可以在中国做。

那时候，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普遍为1000-2000元，博士3000元。也就是说，在美国支付外包服务6个人的报酬足够在中国聘请36位科研人员。这对于在转型突破阶段的礼来而言，是一笔性价比不错的交易。公司高管听了徐耀昌的提议后很有兴趣，徐耀昌便带着他们来中国看看。

徐耀昌带着礼来的考察队，辗转到了大连、北京、香港、南京，最后一站是上海。一路马不停蹄，到上海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但并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落脚点。在时任科技部副部长惠永正的牵线搭桥下，徐耀昌一行人参观了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松涛路上的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实验室窗明几净，整齐敞亮，给大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双方当时就定了调子，可以合作。

这是2003年，徐耀昌第一次来到张江。

实际上，对于欧美医药企业而言，此前从未有任何一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寻找外包服务团队。礼来内部对于这个决定也十分审慎，尽管在之前的考察中对上海的印象不错，但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应该将这个项目落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然而，在徐耀昌心里，这个项目最佳的归属地早已有了答案。在公司内部争持不下时，他第二次联系了惠部长，希望他提供一个英文版本的PPT全面介绍上海的情况。惠部长接到消息后十分重视，连夜找来了“海归”以及“张江药谷”的开发方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将上海及张江相关的资料翻译成一份精致详实的材料，传给了礼来。

徐耀昌对礼来的高管说：“上海做事是很认真低调的，搞科研的，需要一帮科学家踏踏实实做事，不见得要和政治联系起来。”

上海人做事积极主动，解答了他们所顾虑的问题，也彻底打动了礼来，最终拍板，就是上海张江了！

在2003年到2004年一年多的时间内，徐耀昌频繁往来于美国和上海，敲定项目落地的每一个细节。首要问题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建实验室。徐耀昌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现任张江生物医药基地总经理的王兰忠带他和同事去了哈雷路和李冰路交界处的10号楼，通往这幢小楼的路一半平整一半还在修葺。王兰忠总经理替他们准备了套鞋，以防他们一不小心踩到坑坑洼洼的水洼里。

尽管当时这里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但王总当场承诺：“别看现在就这么一栋孤零零的小楼，路还坑坑洼洼，你们三个月回来再看吧！”

场地的问题有了着落，更关键的环节便是找人。惠部长当即答应帮他招5个博士，每个博士带着课题组成员 “加盟”。核心的研发团队也因为惠永正部长的强势推动，在两年的时间里面，从25人扩大到150人。

科研人员和科研场地都解决了，礼来的协议顺利落地后，徐耀昌便回美国去了。

三个月后，徐耀昌从美国再到张江，哈雷路和李冰路交界处的10号楼已经从毛胚房水洼地变身成宽敞整齐的研究所。“答应我三个月把实验室建好，还真的做到了”，徐耀昌心里想，这大概就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吧。

窥一斑而知全豹，徐耀昌此时更加坚定，这事儿放到这里做，准没错。

2004年初，科研人员到位，化学实验室装修完毕，礼来这笔海外订单就这样顺利落在了张江。

礼来领导和科学家参观上海开拓者研发实验室

谁曾预想，张江生物医药外包服务产业就发端于礼来的这笔海外订单。当时承接礼来订单的这支队伍便发展成为如今的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是张江的第一家规模较大的生物医药外包公司。这之后，越来越多跨国药企落地张江，张江生物医药外包行业就此发展起来。至今，张江生物医药外包服务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有40余家企业提供此类服务。

回过头来看，这笔交易本是无心插柳，却在数年后，让张江生物医药产业收获了一片茂密的树林。

更令徐耀昌始料未及的是，这次合作在美国竟也掀起了不小的浪花，C&ENews对此进行了报道，很多和礼来面临着相同问题的生物医药企业都“蠢蠢欲动”，纷纷制定“中国战略”，希望到中国寻找更为廉价的外包服务。

尽管礼来外包项目进展顺利，但徐耀昌打心底希望更进一步，能够带着团队去中国研发新药。遗憾的是，礼来当时制定的中国战略非常明确，合作外包而非设立研发中心。这多少让徐耀昌有些心灰意冷。

不过就在这时，事情竟有了转机。

2005年的一天，徐耀昌接到诺华研发总裁的邀请，请他到波士顿聊聊。相比于礼来，诺华作为全球三大药企，他们希望迈进中国的步子更大一些，需要徐耀昌帮助诺华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行，来中国做创新药！”一番思量之后，徐耀昌答应了。

2007年1月，徐耀昌和诺华的另外两位中国同事一起，再次来到张江。这一次，他的任务是牵头筹建诺华中国研发中心。这个研发大楼投资高达10亿美金，光大楼设计就由几十个人设计了三四年的时间，足以彰显诺华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曾经一片荒地如今已落成诺华研发大楼

徐耀昌在张江又呆了五年时间，眼见着诺华研发中心基本成型，眼见着新药研发体系基本建立，他却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离开。

事实上，这个决定并非突然。从做生物医药这个行当起，徐耀昌心底就埋藏着一个最初的梦想：做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离开诺华后，徐耀昌选择了一家中国本土的生物医药企业担任新药研发总裁，这一干又是四年，并且促成了这家企业的新药研发中心建在了张江。

来到2016年，此时的张江，25年来始终作为主导产业的生物医药产业早已领跑国内，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25年来始终培育生物医药创新创业企业的信念之花也日渐盛放，收效斐然。从更深的层面去剖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张江生物医药外包服务的崛起。

医药服务外包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的科研人员在为国外的医药公司提供服务同时，积累了经验和技术，待到时机成熟，这批人不再甘心为他人打工，纷纷选择去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做创新药。乘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东风，不少有识之士放弃跨国医药企业优渥的待遇，转身组建团队研发中国人自己的新药。

张江药谷/医谷

徐耀昌作为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崛起的亲历和助推者，对这一切更是了然于心。如果说，在徐耀昌第一次踏足张江的时候，离中国人自己研发新药的梦想尚有距离，那么经过十年多的发展，如今的张江，交通越来越便利，环境越来越舒适，人才越来越聚集，徐耀昌强烈地察觉到，中国人自己研发创新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听闻徐耀昌想出来组建公司，很多人邀请他去当地落户，6000平米的临海研发大楼，五年内一分钱不收。徐耀昌没有丝毫犹豫，摆了摆手全拒绝了。“有的事情可以在苏州做，在嘉定做，但是张江是最适合做创新药的地方”，他坚定地说。

2016年，徐耀昌创办上海和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着40多个科研人员，在李冰路开启了肿瘤免疫治疗的新药研发之路，并获得了A轮2800万美元投资。他的工作比之前更加忙碌了，从科研到招聘到融资，事无巨细，不变的是他内心对于梦想的坚持和清晰的自我认知。

“我们国家的新药和欧美差距依旧很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给生物医药企业更多的耐心和信心，坚定不移地支持100家生物医药小公司，10年、15年后一定能产生国际级的大企业。我们做医药研发的，也要静下心来，不要浮躁，做个8-15年，那时候会有一些好的东西出来，美国挡都挡不住。”徐耀昌坚定地说。

哈雷路10号，和誉生物新办公地

兜兜转转十年多，徐耀昌始终难释怀做中国创新药的初心，也绕不开他和张江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缘。

现在，他们刚刚搬到哈雷路上的新办公室。这里，曾是他和张江结缘的地方，如今，又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徐耀昌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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