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宪 | 高密度：中国长期竞争优势地缘基础元素之一

国家未来经济竞争优势的地缘基础（geo-basis)是指该国到目前为止，在其自然禀赋（包括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疆土规模、自然资源等）与各种人文活动（包括社会、经济、体制、宗教、文化等）的历史积累和自然演进所形成的综合基础特征。地缘基础兼具宏观与底层的特征，是在超长时间段中逐步形成，并在可见的未来，如10-20年内基本不会改变。地缘基础会同时影响着整体经济的生产与需求两端。这些元素所构成的特定组合，一方面反映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为该国的经济竞争力带来特定的生长环境。

1、“高密度”为孕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广阔本土市场和容错环境

迈克.波特（Michael Porter）于《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竞争优势的基本理论，从微观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角度推演出国家的竞争优势如何建立，并提出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Michael Porter’s diamond model）。

图1 波特“钻石模型”

钻石模型从商业经济学的角度考虑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自身、相关产业（实线），推演到国家层面则引入了政府和“机会”两大外部要素（虚线）。“钻石模型”的结论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创新，特别是在本国挑剔的市场里成长起来的行业或产业，以其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从而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中国是一个高密度的大国，所以它的一些长期优势必然会从这样一个地缘基础中产生，即中国大量的高密度大都市们如何应对高密度的过程中产生。

2、“高密度”引发的人均资源短板危机感，成为助推国家竞争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出于对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性考虑，人口、土地大国在国际竞争中需要保持长期竞争优势，以稳固作为大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不同于小国固有的需要依赖大国发展的理念，像中国等人口、土地大国，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自立自足的意识形态要求国家谋求长期的竞争优势作为持续发展的支撑。

另一方面，大国面对更加严峻的资源和人口支撑压力，迫使其需要不断提升内在竞争优势。以日本为例，由于日本的自然资源稀缺，因此其在发展中尤其重视对资源的节约，务求充分利用每一寸资源，实现精益求精的发展，反过来造就了日本发展的“匠人精神”。

图2 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人口-面积”散点图

（来源：讲者ppt，下同）

1、“西疏东密”成为国土空间尺度下人口密度呈现的基本特征

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人口基数较大，但人口分布呈现明显“西疏东密”特征。如果按照全国面积计算，人口密度约为143人/平方，在全球处于中间水平。但是如果分区域计算中国的人口密度则会呈现明显差异，大约94%人口住在胡焕庸线东侧约44%的国土面积内，东侧人口密度达到29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较大。根据毛其智教授的研究成果，预计未来中国人口会进一步向东部聚集。

图3 全国人口密度分布规律

2、“地台式高密度城市”成为中国都市圈高密度发展规律性特征

从城市层面上来看，东京的面积和人口虽然远大于其他城市（纽约除外），但城市人口的密度与其他城市却基本处在同一水平。这一点从建成区的数据上看更具说服力，东京建成区的面积和人口远高于其他城市的建成区，但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却远低于中国城市的建成区，说明东京人口的分布较为均匀，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人口密度差异较小，而中国都市圈的人口更加集聚在城市的建成区，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人口密度差异十分显著，呈现典型的“地台式高密度城市”的发展特征。从人口比重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大型都市圈（北京、广佛、深莞等）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均在2%，而东京都市圈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30%，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都市圈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表1 国际主要城市人口密度特征对比

图4 大巴黎人口集聚空间布局特征

图5 伦敦人口集聚空间布局特征

图6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空间布局特征

3、城市范围内高密度集聚同样呈现不均衡集聚效应

以大连市为例，其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集聚和高密度。从空间尺度上看，大连市的高密度主要集中在沿海及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区；从时间尺度上看1992年以来，大连市以每年新建约40个居住小区的速度发展，容积率也从之前的不足2.0%上升到现在的超过3.5%，而城市内各个行政区之间不同的集聚程度也呈现了不均衡的特征。

图7 大连市不同容积率小区分布

（资料来源：李雪铭等. 城市住宅小区容积率时空分异研究——以大连市内四区为例）

大连市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发展的缩影，高密度的集聚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汇总全国主要城市统计数据，中国主要省份首位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均超过15000人/平方公里，香港观塘区和澳门半岛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50000人/平方公里，集聚特征显著。

图8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三维分布图

人类的消费活动分布是与其自身的分布紧密相关，并大多数情况下与其居住地在空间上保持一致。换言之，商业活动、教育、文化、体育、医疗、行政管理等都与人类活动的集中度紧密相关， “高密度”发展自然而然引发一系列优势与不足。限于讲座的时间，我们这里只讲优势。

1、高密度发展引发集聚经济效应

高密度的发展优势之一是其引发的集聚经济效益。以产业集群为例，大量同质同类的产业集聚发展可以带来如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加剧竞合等效应，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并形成一种集群竞争力。此外，高密度发展可以高效支撑基础设施规模效应。高密度发展地区的基础建设的成本相对较低，例如在城市建成区内4G光纤网络覆盖成本远低于城市郊区。而地铁、高铁等大规模运输系统如果有高人口密度点的支撑，可以大幅度降低人均环境成本和建设成本。

2、高密度发展可改善综合可达性

综合可达性表示在城市中的某个地点同时可以参与活动种类的多少。同一个地点，如果可以提供的活动种类越多，且距离其他地方的平均距离越小，该地的综合可达性就越大，市中心的竞争力即源自于高综合可达性。综合可达性一方面与各种活动在城市的空间分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交通运输设施和网络有重要关系。

从交通角度出发，设法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效率、运送速度，从而使得城市高综合可达性地区拥有更强的时空竞争力，一方面可以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的综合可达性，另一方面，同样推动交通设施“投资-收益”最大化，实现共赢发展。

“高密度”包含两个维度的概念，一个是纵向密度，即人口和岗位在有限的空间内积聚，体现在城市人口密度、容积率等的变化。另一个是横向密度或者高可达性通道。高密度城市发展，就是纵横“密度”这两个维度之间、两个尺度之间，不停地转换演进。而交通运输体系和城市发展的其他内在机制决定转换的城市演变形态。

1、以TOD理念，推动“地台式高密度城市”向“通道式高密度城市”集聚

香港的高密度发展依托城市地铁形成了明显的“通道式高密度城市”。香港的人口岗位“高密度”沿轨道在特定区域的分布特征，香港有43%人住在离地铁站500米以内，32%住在一公里内，总共约有70%左右人口分布在轨道沿线在1km以内，岗位有84%分布在地铁1km以内。香港“通道式高密度城市”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地形地势约束，而纽约、伦敦呈现同样的特征则比较能够解释大城市“通道式高密度”的发展模式。

图9 围绕港铁形成通道式高密度城市

图10 香港、伦敦、纽约人口岗位轨道可达性对比

2、以降低全过程交通时间、提升综合可达性为方向，推动“轨道上的都市”建设

解决密度过高引发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又保持高密度的优势，需要通过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配合，形成高效率的综合可达性。对大都市而言，特别要有相应的运输网络即轨道交通通道和多式联运协调。

东京即为典型的“轨道上的都市”发展样板，通过不断改善综合可达性，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下保持高密度。东京都心三区拥有全球最高的昼夜人口差值，而东京轨道交通的高可达性，为东京都心三区大规模的通勤交通联系提供可能。

图11 国际城市昼夜人口密度对比 （箭头旁数据为统计人口密度）

东京通过建立功能完善、层级分明的轨道交通网络，依托轨道站点的综合开发，降低全过程交通出行时间，提升了沿轨道通道的综合可达性，从而促进了“轨道上的都市”的形成，支撑了都市圈范围内人口的均衡扩展。而昼夜人口密度的差别不同，不仅反映每个城市的通勤情况，也直接与不同的“城市病”相关。

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高密度是中国的一个现实，有利有弊。如果我们视它为中国长期保持竞争优势的地缘基础元素，便可以利用高密度引发的集聚优势进一步推动人口、资金、信息、创新等要素在空间上的组合优化。这种高密度所产生的特定需求越挑剔，越可能带来各种相应的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形成中国在高密度生存这种空间中的竞争优势。东京、纽约、巴黎等世界级城市以高能级交通设施网络、交通与城市协同发展等技术手法，为各类资源要素的高密度集聚提供相应交通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新一轮全球人口、科技、创新等资源要更高密度集聚的战略增长点，如何为全球绝无仅有的高密度提供与之相应的高流动、高品质的交通出行机会与选择，也成为中国超高密度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注：根据王缉宪教授2019年5月在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的演讲整理，已经讲者审阅。整理人：黄启翔、罗天铭、周溶伟、何少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