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宏学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对发展中国经济具有深刻的内涵

目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具有深刻的内涵，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进行创造性的重大判断，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

（二）紧紧抓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个关键，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坚持和深化

（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五）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是对新常态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系统性、全链条部署

（一）处理好重大关系

（二）完成重点任务

（三）实现重大转变

（四）构建“1+5”的政策框架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是十八大以来经济理论创新的系统集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说存在根本区别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继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四个重大问题上实现创新与突破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十八大以来经济理论创新的系统性集成

（全文24000字，为方便阅读，按文章结构分成三篇同时发布。以下为第一部分，包括五个小节，长约6600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具有深刻的内涵，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一个重大判断、一个理论范式和三个基本要求。一个重大判断，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做出创造性的重大判断，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一个理论范式，即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式理解其总体内涵，紧紧抓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个关键，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三个基本要求，即以满足需求为最终目的、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进行创造性的重大判断，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条件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诸多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面对这些现象，从理论高度深刻认识其产生的根源和机理，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本质特征，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事关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事关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十八大后，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本质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对经济形势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和归纳，初步回答了“怎么看”的问题。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总结了九个趋势性变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述，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经济形势“怎么看”的认识，也为经济工作“怎么干”初步指明了方向。

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结构性失衡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三大失衡”。其中，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是根本。正是由于供给结构主要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加快升级和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需求变化不相适应，导致普遍产能过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促使很多增发的货币资金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或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带来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同时，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这些关于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在“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基础上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对我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将我国经济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主要归因于结构性因素而不是总量性因素，主要归因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主要归因于供给结构调整滞后而不是需求不足，需要极大的理论自信和理论勇气。这是因为，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是主流，主要经济体习惯于从需求侧解释经济波动，也习惯于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其间虽有供给学派等的冲击，但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没有根本动摇；从国内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结束短缺经济后，遇到经济波动，人们一般认为是需求不足导致，是周期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国采取了大规模需求刺激措施，就是源于这个认识。在这样的国际国内主流认识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一反成见，打破了从上到下的惯性思维，廓清了关于我国经济的重大认识误区，实现了理论创新与飞跃。

紧紧抓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个关键，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内涵，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范式来理解。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推动供给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供需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跃升，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要义。

供给包括多方面多层次内容。具体调整哪些供给结构，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需要解决的方向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解决好思路和方向问题，着力在三个层面上下功夫。一是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二是优化现有供给结构，通过调整现有产品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深层次上解决供给同需求错位问题，满足现有产品和服务需求。三是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来创造新的需求。”

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这三个层面，包含了要素、产品和产业等三大供给结构的调整优化，涵盖了供给体系的关键环节。但必须看到，这三大供给结构调整之所以滞后于需求变化，供需结构性矛盾之所以突出，根源还是体制机制问题，还是在于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还是在于政府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制度供给结构调整，这是要素、产品、产业等三大供给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同时要“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力度，把工作重点转向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创新等，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在培育新的动力机制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坚持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最终目的包括两层含义：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的是全体人民的需求。是让人人享有、各得其所，而不是满足少数人的需求、一部分人的需求。这是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很多西方经济学者标榜其学说的“实证性”和“技术性”，宣称经济学应“价值中立”甚至“不讲道德”。在他们那里，需求只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人的价值被严重物化，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仍是满足少数资本家的奢侈欲望。与其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求作为最终目的，具有了丰富的价值感和道德感。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的是多方面多层次、日益增长和升级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而且处于动态转型升级中，核心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去，特别是短缺经济时代，人们主要关注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是主流，铺摊子扩大供给就能满足人民的主要需求。现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各方面条件变化，人们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将供给重点从“量”的扩大转向“质”的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升级的需要。

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这就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标准衡量供给质量？二是怎么样提高供给质量？

关于第一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就供给侧而言，关键是要素供给水平特别是人力资源供给水平能否有效提升，以满足要素市场不断升级的需求；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能否有效改善，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产业供给结构能否有效调整，以满足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提升全球分工地位的要求；制度供给结构能否有效优化，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和跃升，最根本要靠科技创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从国内看，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这样的形势下，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同时，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把深化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改什么？二是怎么改？

关于改什么的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单兵突击，必须有其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协同推进，发挥重大牵引作用，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5项重大改革举措。在这些改革取得进展基础上，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部署国企国资改革、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6项重大改革举措，较2015年部署的各项改革内容更丰富、要求更全面。比如，国企国资改革在继续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同时，强调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是新的改革要求，强调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这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供给结构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抓住了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软肋。

同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要求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

关于怎么改的问题，涉及到改革的方法论。需要抓好制定方案、搞好统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等三件大事。

关于制定方案，习近平同志强调，“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况要摸清，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基础数据测算，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胸中有数，有的放矢。二是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三是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五是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政策措施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让地方和相关部门知道怎么干”。

关于搞好统筹，习近平同志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

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为企业家营造宽松环境，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杨长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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