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雄安，“熊大”和“熊二”能演绎出一个美丽的熊出没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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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的选择与变迁

——历史传承与战略部署

世界各个大国在选择都城的时候，往往会分两种。第一种是考虑历史传承，一个国家常常因为某一个城市在其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以这个城市作为都城。同时，由于其虹吸效应，这个国家的人才和经济都会在其中集中体现出来。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的东京都圈。东京都便是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是德川幕府时期的政治中心，后明治天皇为了震慑关东一带，正式迁都江户，可见东京在日本历史上的盘踞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如今的东京都圈大约有3300万人口，是日本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当年为了缓解东京的人口压力，日本政府层在东京与大阪之间，修建了新干线，希望能把东京的一部分人口输送到大阪，但是却导致了一个反向的结果，大阪的人口反而涌向了东京，加速了东京都圈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人口问题，但是基本上而言，可以说整个日本是以东京都圈为中心在发展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以海权为主的英国，基本上长年以来都是以伦敦为中心在发展；同样以陆权为主、海权为辅的法国，基本上也是以巴黎为主；同样，在德国，它也是以柏林作为主要城市发展了很长时间，当然，德国也有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城市，所以相比英法而言，它的首都功能并没有那么明显。

中国和这些国家不同。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文明没有断裂，传承了四千多年的国家，其发展并非是从一个区域开始的。所以中国首都的历史变迁，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国运的变迁。

从秦朝以长安为都开始，中国帝王选择都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秦朝的都城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被称为八百里秦川，其战略地位，在当时所处的冷兵器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进可攻退可守。整个八百里秦川分为四个重要关隘，包括最东边的函谷关、南边的武关、北边的萧关以及西边的大散关，也就是所谓的四关扼守八百里秦川。如果秦国想要攻击其他周边国家，它可以从各个方向进攻，但相反，如果当年的六国如果想要合纵攻秦的话，他们只能从函谷关这一个方向攻击秦国。由此可见对秦国而言，长安的战略地位非常优越。所以，在当时人口数量不多，自然环境破坏不严重，同时对水资源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情况下，整个长安成为了十三朝的故都。

不过，大国的变迁往往伴随着都城的变迁。当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之后，第二年朱元璋就把长安的名字换成了西安，因为对于他来说，长安在战略地位上对于整个中国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他不需要保整个中国的平安，他只需要保中国西部的平安。

从长安换到中国的另外一个古都——洛阳。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开始慢慢向东部变迁，所以从东汉开始，洛阳成为了许多主要朝代的都城。不过，洛阳从宋朝开始荒废，到现在连一个三线城市都称不上，这和中国国都改变的战略方针有很大的影响。从北宋开始整个中国对于水运、漕运，尤其对于如何把南方富庶地方的财政运到北方极其看重，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洛阳因为不靠水，所以已经无法完成整个中国国都的战略职能，因此在北宋时期，赵匡胤才会把都城选在开封，因为开封靠近黄河，相对而言比较方便。

中国最重要的都城除了西安外，南京在历史上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三国时期，孙权“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开始，整个经济重心就已经开始慢慢向南方发展，所以才会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尤其是在西晋八王之乱之后，西晋以琅琊王司马睿为主，基本上都衣冠南渡，迁到了南方，以南京为都城，开始了整个南方的发展。很多人说，建立在南京的王朝相对来讲比较短命，但是实际上，以南京为都的王朝，无论是东吴、东晋，还是宋、齐、梁、陈，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同时，如果没有淝水之战，没有东晋之后的北伐，没有宋齐梁陈建都在南京，保住了整个江南和南方中国，那么整个中华文明可能很早就消失了。所以，南京在中国历史上作为都城所扮演的历史地位，是大大被低估了。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南京风水不好，前有清军曾国荃太平天国屠城，后有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要点——正是因为南京人民的勇敢和南京的勇敢，才会导致侵略者的疯狂屠城。反观一直被誉为风水不错的北京，的确是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劫”，但那是因为无论是傅作义还是历任驻于北京的强权，在外敌入侵时都已早早投降。

说到北京，从北京建都的第一天开始，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所以，无论是把雄安作为陪都还是作为新都，削减北京的职能，本身这个做法是正确的。追溯一下历史，在战国七雄时代燕国以北京作为都城之后，一直到割据政权的金国，北京才重新开始作为地方性政权的都城。随后，蒙古人消灭了金国，真正开始在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建都城。很多人都说，作为首都，北京是个风水非常好的地方，正南正北每一条路横平竖直，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北京城的地图，就会发现，北京城的中轴线是歪的，也就是这个城市从建立的一开始，他的根基就透露着一股邪劲，而这歪了的中轴线，是因为蒙古人在建元大都的时候，希望能把整个城市的中轴线对向自己当年的发源地哈拉和林而造成的。

同时，历史上以北京为都城的王朝，基本都与正统没有关系。满族、女真和金国所建立的都城，并非是一个全国性的都城。蒙古人虽然以北京为都城建立了元朝，但这正是中国耻辱的开始，是标标准准的全殖民社会，整个汉人在元朝的地位极其低下。所以称北京在元朝是中国的都城，是不合适的。

在元朝之后，中国真正正统的都城，是朱元璋建立在南京的都城。后来朱棣叛变，杀死朱允炆攻克南京之后，朱棣在南京依旧建都了比较长的时间。直到1421年，朱棣才正式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而他选择迁都也并非是因为朱棣要在北京有更多战略部署，而只是因为他获得江山的方式不正当，在南京站不稳脚跟，才只能迁回北京，把自己作为燕王之时的所在地作为根基。所以直到明朝，整个北京虽然号称是都城，或是外族入侵的结果，或是叛臣贼子的都城，根本和一个正统王朝的都城毫无关系。

同样，之后的女真人从白山黑水的东北进攻明朝，在消灭汉人政权之后，清朝才定都在北京，其主要原因就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控制住全中国，所以才不敢将都城设立在离中原更近的地方，而放在了北京。当然，与蒙古人以北京为都城建立元朝一样，满人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实质上也是对全中国进行殖民，是标准的外族入侵，自然也称不上是正统的中原王朝。

所以从历史来说，很多中国人有个错误的历史观，认为北京是福地，建立在北京的都城，王朝的时间都比较长，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定都北京的六百年来（当然这其中有间隔），整个国运实际上是往下走的。虽然定都在北京的王朝享国的时间都不短，但是整个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北京从风水上来讲并不能算是福地。

中国都城的变迁，基本上是由西向东的迁移过程，并且都逐水而居，这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从陆权向海权发展。所以，按照这个趋势，我们应该从拥抱黄河文明，进一步走向拥抱海洋文明。都城离开水域，向内陆发展，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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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国家的选择

——都城职能分散、拥抱海洋文明

与这些拥有较长历史的国家不一样，今天所有在世界上扬名立万的海权国家，他们国家的定都完全不是这样的。先看看美国，美国华盛顿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他除了首都的政治职能之外，并不完成经济、文化上的任何职能。美国真正地贯彻了互联网精神。你攻击他的一个城市，攻击华盛顿，没有办法让整个国家瘫痪。美国比华盛顿大的城市比比皆是，并且各有各的分工和优势。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休斯顿、达拉斯，无论是在大湖区、太平洋区、大西洋区，包括墨西哥湾、迈阿密，所有这些城市都分担了首都职能的其他功能。因此，想要消灭美国，除非对他全局进行打击，否则是很难做到的。

同样，再看澳大利亚，它的第一大城市是悉尼，第二大城市是墨尔本，第三大城市是布里斯班，第四大城市是帕斯，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沿海而建，而它的首都堪培拉是在悉尼和墨尔本的中点之上，也只是简简单单完成了政治职能。

而南非似乎做得更加极端，它把首都的功能分到了三个城市，政治首都、司法首都、经济首完全是分开的，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开普敦、约翰内斯堡。

所以，如果真的想拥有海洋文明，我们应该更多地向这些国家学习，不是把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个城市，或者建一个那么近的附都，而应当彻底打散原来首都的集权。因为只要集权仍然还在首都，不管你把这个城市迁到哪个地方去，想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不可解决的。

中国包括亚洲国家对于海洋的恐惧都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不妨回到美国的例子，美国的主要大都市在东西海岸都是直面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纽约、费城完全就在大西洋的边上，巴尔的摩、迈阿密直面大西洋，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都是直面太平洋。同样的情况，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是直面太平洋。在澳大利亚也是同样的情况。无论是悉尼、墨尔本还是布里斯班都是直面太平洋，而帕斯和阿德莱德这两大城市则是面朝印度洋。

但是，中国号称在海边的超级城市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在海边的。天津，号称海边城市，其实城区离真正的渤海湾还有很远距离，直到上届政府开始开发滨海新区，才真正将城市的边缘推向了海边。上海号称靠近海边的城市，但其实离东海还有很远的距离，直到我们开始开发洋山港和崇明。我们说广州是靠海的城市，但其实广州离南海也还差很远的距离。

同样，对大海的恐惧，对于越南等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同样适用。越南最发达的城市——胡志明市，号称海边的城市，但其实其市区离海洋还差很远的距离。亚洲国家在建立城市的过程中，基本上沿用了中国当年的思维，和今天拥抱的海洋文明是非常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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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

——难解北京之痛

说回到雄安新区。清朝的时候在全国设置九个总督，而九个总督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而直隶总督衙门位于如今的保定，与雄安新区之间的距离只相差1.5小时车程。历史对于城市职能的定位是如此得相似，而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一个轮回完成了。

然而，首都的建立并不是靠政府的力量就能完成的，几乎都是自然、政治、经济、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完成。今天选择雄安新区的这个三角地带，在河北保定的白洋淀，如果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能够集聚人才、发展经济，地理位置优越的话，在中国建国的几十年中，甚至历史发展的几千年中，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但是并没有。所以，今天政府希望凭借一己之力，仅仅是划一个圈，就希望雄安新区就变成一个千年的计划，快速地发展起来，在我看来，理想的愿望还不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从第二代核心邓小平选择深圳特区，到第三代核心江泽民选择浦东新区，能够成就这两个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地位，是有其特殊性的。

当年的香港，是整个中国内陆和台湾、澳门以及整个世界进出的唯一通道。深圳完全毗邻香港，是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例子。

事实上，二代核心邓公当年设置了包括深圳在内的四个经济特区，但真正成功的只有深圳这一个。

同样，上海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成为整个东方面对西方的窗口，同时积累起对西方的亲切感。上海是全中国的工业基地，同时，在长江三角洲，由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四个重量级的城市，配合在一起才衬托出了今天的上海和上海浦东新区。

但是，今天的雄安新区又有什么呢？

整个北京就是一个全国资源畸形堆积而成的首都区，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要蜂拥到北京的原因。想要治理北京作为首都的拥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北京学生的高考分数不允许那么低，或者至少拉到和湖北、河南、四川一样那么高。1994年，江苏省高考本科分数线是580分，但同时期的北京只有468分，两者之间相差112分，这么大的差距，很多人就算为了孩子也会选择定居北京，人口自然越来越多。

北京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大家坐公交车，不管坐多远，都是4毛钱。全国人民凭什么要让北京人民4毛钱坐公共汽车？北京的蔬菜便宜，那是因为砸了全国人民的钱，在山东建立了蔬菜基地，专供北京；因为北京缺水，中国花了几千亿做南水北调工程，影响4亿多中国老百姓，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就为供养北京这一个城市。

事实上，北京作为中国北方唯一的大城市，环北京的所有城市都是非常著名的贫困带，无论是山西、陕西、东三省包括河北，完全都是为了给北京输血而存在，真正自己的人才完全无法聚集，北京的存在是整个北方的悲哀。

离北京最近的张家口已经被北京洗劫得不成形，每次发大水的时候，总是先淹掉河北来保北京。如果今后有出台规定，在洪水期间，先淹北京来保河北，那想必即使不改变首都的任何功能，迁都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如果把北京的各种特权去掉，还有多少人愿意留在北京？而同样，如果北京的这些特权不能被消除，那么建一个雄安特区，建两个甚至三个，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的中国想要解决首都的拥堵问题，不能简单地迁都或者建一个陪都，而是要把首都的特权打散，或者把首都功能分散到几个地方去，并且这几个地方再也不能拥有类似的特权。

当然，知易行难，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几乎完全是不能做到的。

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解决中国的都城之痛，应该学习一下当年北魏迁都洛阳，或者现在哈萨克斯坦迁都新的小城市阿斯塔纳的经验。北魏当年为了完全斩断所有贵族在原来都城大同的经济利益，规定所有的官员必须迁到新都洛阳，并且所有官员在死亡之后必须埋藏在洛阳，不许归葬大同，从此切断和大同的所有利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将他的都城从阿拉木图迁到阿斯塔纳也是同样的做法，切断原来在老首都当中所有权贵阶层本来的既得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新崭新的安排一个新的都城。

所以，今天如果只是把雄安新区当做一个简单的陪都来设立，它和原来的首都北京以及原来的利益贵族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花大力气修建高铁连通两个城市，对于改变北京的现状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更何况，雄安新区与北京在地理上相距仅仅100多公里，在现在核武器、弹道导弹武器越来越占主流的新的国际军事大环境下，对于战略纵深上的防御毫无意义。

再者，雄安新区的建立，对天津的发展将造成致命的打击。虽然北京、天津、雄安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但这就意味着从2001年到2012年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国家和上任政府以举国之力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就基本作废了。天津将会处于北京和雄安新区的阴影当中，而整个中国北方也将继续笼罩在北京和雄安新区的“吸血海绵”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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