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趋势性转折 影响几何？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如何控制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问题，但如今，这种担忧开始发生了逆转。进入2019年，有两份关于人口的重磅报告，引发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报告提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这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1月3日发布的最新《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提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42亿的峰值，并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恒大研究院也在1月2日发布一份《中国生育报告》，提出中国人口将在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此外，该报告称，2018 年中国出生人口或降至1500 万以下，比2017年的1723万有明显减少。预计2030 年出生人口将降至 1100 多万，较 2017 年减少 1/3。育龄妇女规模也已见顶下滑，2030 年 20-35 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 2017 年减少 31%。报告还称，中国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0 年达到峰值，20-50 岁主力购房人群在 2013 年见顶。两份相关报告提出的人口趋势变化引发关注。社科院绿皮书提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何时到来？

赵忠：我基本上同意这两份研究报告的判断，我们2016年做了一个预测，2017年发表了，基本总的趋势是一样的。最早2025年，最晚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数量会出现下降趋势。

苏剑：我们也做了一个报告，我们判断中国2018年人口其实已经到拐点了，2019年中国人口开始减少。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第一年，2017年人口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估计比2017年会减少出生250万，如果2019年接着减少的话，两三年减少下来，中国的人口拐点最晚在2019年就到了，就快到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平衡的这个点上了。

 人口数量变化对宏观经济有哪些影响？

赵忠：首先，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大国，人口必须保持适度的规模，这不管对国家的安全，还是社会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和资本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话，会对经济的发展，以后的养老，以后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多影响。

苏剑：最关心两个指标，一个是劳动力总量，一个是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了需求，人越多，需求量越大，包括对普通消费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房子、汽车等产品的需求，甚至包括对能源的需求。决定需求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口总量。劳动力总量决定了供给，人口总量决定了需求，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对任何一个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的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还有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它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就像一头大象一样，大象的腿变得越来越细，但是身子基本上没有动，如果出生人口继续减少，腿就撑不起大象了。

赵忠：除了总量和新增人口外，人口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做了一项研究，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长很快，即使在二胎政策最乐观的情况下，也会势不可当地达到老龄化，甚至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的地步。

表格中的0.3、0.5、0.7代表二孩政策实施以后，30%、50%、70%的家庭愿意生二孩。但是，实际上0.7不可能达到的，不可能有70%的家庭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生二孩。0.3到0.5之间是一个学界比较公认的区间。中国老龄化加深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5%增到10%，意大利花了100年，日本花了35年，中国花了30年，是最快的。

 人口数量哪些重要变化值得关注？

苏剑：应该关注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2年，劳动力见顶，开始减少。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人口拐点到来，从需求上开始抑制经济。第三个时间节点，如果退休年龄依然不能快速调整，按60岁算退休年龄的话，2022年将是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每年劳动力人口会减少1000万，而且会持续十几年。1962年中国出现了生育高峰，如果60岁退休的话，2022年中国进入退休高峰。这一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如果按20岁算的话是2002年出生的，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20多年，出生人口比较少。所以两个一减，基本上就是1000万左右。2012年、2018年、2022年，是我们认定的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非常重要的三个时间节点。

赵忠：2018年二孩政策所释放出来的人口效应已经结束了，这个政策是短期的，它不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所以提升出生意愿需要新的政策措施出台。

苏剑：按照城镇化的规律，中国以后大概会形成几个一线城市，再加上几十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人口就向这些大都市聚集。这一方面有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市场集中。不仅是集中要素，同时也集中了市场，因为市场不集中的话，很多小企业是活不下去的。另外，人口还会向沿海的都市聚集，因为考虑到运输成本和水资源的分配。

赵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西部向沿海流动，所以归根到底中国的人口流动是以经济为目的的。那就意味着在参与人口流动的主要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这对社会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各个省份之间存在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吸引了年轻的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会下降，但是农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会更加严重。这种跨区域的流动事实上对整个社会政策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比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以前是省统筹，但如果要解决各个省份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就必须实行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新人口红利”从何处来？

赵忠：如何使人口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一个是质量上要下工夫，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体制的改革，欠缺的要补上，例如我国以前职业教育方面相对欠缺。另一方面，过去我国是世界工厂，很大一部分工人来自于农村，由于受户籍制度等多方面影响，可能在城里没有长期的规划，雇主也会觉得工人不会在工厂长期待下去，所以在职培训工人、雇主双方都意愿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产业的升级。所以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要在劳动力质量方面做文章。

其次很重要的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可以使工人和雇主有长期预期，使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留下来，技能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可以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去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大概是2.4到2.5亿，大量农民工由于各种制度障碍，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到城市打工的时间都不长。通过制度改革，可以把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另外很重要的是老年人口。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几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要改变现在退休年龄一刀切的政策。并不是说强制人要工作到什么时候，而是说作为老年人口，他要有可以工作的自由和选择。

 人口变化对房地产带来哪些长期影响？ 

苏剑：我2013年写过一篇文章，当时的观点是房价中长期看受人口影响，短期内还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当时我判断是2018年人口到顶，然后就开始减少。所以当时我判断2018年就是中国房价的拐点，

总体来说，房价决定于三类因素。一类是总人口，一类是经济增速，人均收入决定购买力，另外是政策，各项政策其实决定的是短期波动，中长期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口和潜在增长率。

 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

苏剑：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会导致就业人数下降，因为它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技术以后将会导致中国出现几个亿的失业，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技术进步是增加就业的，不是降低就业的。比如说互联网、计算机、手机等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惊呼以后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但是这实际上催生了一个大行业，雇佣了很多劳动力。

所以回顾最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业人数跟技术进步是同步进行的，但是这会导致部分工人必须重新安置。工人以前的工作技能可能不需要了，需要重新培训再就业。所以随着技术进步，中国以后的劳动力短缺将越来越严重。

赵忠：以机器人为例，我国制造业中，每万名员工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上升很快，2009年才11台，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台。到了2017年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85台，达到了97台。所以技术进步确实在改变生产方式。

第二，我国的机器人数量事实上和世界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2017年有97台，韩国最高，有710台。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可以缓解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挑战。

苏剑：与老龄化相伴而来的是独子化，各个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军事方面，现在部队是独子构成的部队。社会方面，大家对独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独苗的教育投入很大。政治方面，老龄化结果就是老年人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社会治理方面就会出现相关管理的挑战。以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生育率只有1.2，靠目前的养老体系是包不住的，这就是持续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赵忠：所谓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事实上替代的是一些可以编程的工作，大量非程序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工作，是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相补充的。这种工作以后会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从我国的数据来看，从1990年到2015年，这方面的工作创造是一个基本上停滞的状态，反而还略有减少，而且比例也不高。再比较美国的同时期，美国针对性的工作现在已经达到了40.5%，而且是上涨的趋势，1989年到2014年增长了6.2%。所以整个要怎么样把技术、人工智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它不是自然而然而发生的，要有相应的政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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