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董宇辉不会想到,一个自媒体人在直播间的随机发声,会演变成又一场对他的舆情危机。
而聂圣哲的发难点也没什么新鲜的。
1.他认为,董宇辉的直播内容“总是停留在一个高中生的水平”,引用文化典故时缺乏深度,属于“陈词滥调”,并称其文风,为“高三作文水平”。
例如,董宇辉在直播中常引用“横渠四句”,聂圣哲批评其“转过脸就去带货”,显得虚伪且逻辑不自洽,“耽误你为天地立心了吗?”。
2. 聂圣哲指责董宇辉常使用“故弄玄虚的大词”,包装直播内容。
他认为,其实际知识储备,不足以支撑这类宏大叙事,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
3.聂圣哲自称是“真人”,而将董宇辉定义为“假人”,认为其形象过度包装、言行不一。
比如,董宇辉虚假宣传富硒鸡蛋、羊奶粉掺假。
比如,董宇辉声称“反感被称为网红”、“不喜欢带货”,却通过直播赚取巨额收益。
他还指出董宇辉“犯错后装无辜”,态度缺乏诚意。
4.聂圣哲批评董宇辉不懂得感恩。
受益于俞敏洪的资本支持和新东方平台,却“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派头”,缺乏对公司和市场的诚实态度。
他直言:“董宇辉这样的资质条件,若非机缘巧合和资本助推,很难成功”。
“他是卖文化幻觉的人。”在直播中,聂圣哲指出,董宇辉只是在利用文化的符号包装商品,缺乏真实性与学术深度。
他的成功依赖资本与流量,而非文化价值,且存在道德与职业诚信问题。
有破,就有立。
聂圣哲提出,文化传播应遵循“学术严谨性”和“纯粹性”,而商业需以诚信为基础,二者是冲突的。
而董宇辉的流量模式则是反例——打着文化的旗帜,做着商业的勾当,又同时违背了二者的规律。
聂圣哲的声讨,获得了不少学界人士的呼应。
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等人,也加入批评阵营,认为董宇辉的“小作文”,缺乏学术严谨性。
他们还搬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指责董宇辉把知识降维成“读者文摘体”,用“宇宙星辰”的虚词掩盖商业本质。
针对批评,董宇辉曾在直播中以隐喻方式回应。
“有些人自己做不到,但要求你做圣人。他要求你手无棍棒,还要一心向阳。一群活在阴沟里的人每天指责阳光耀眼”。
还是他独有的“文化滤镜”风味,不知所云。
而董宇辉的“丈母娘”粉丝们的反击则直接得多。
他们在社交媒体和直播间,以刷屏方式压制负面言论,展开有组织的骂战。
他们将批评者标签化为“爹味说教”、“嫉妒流量”,认为批评者“用学术标准苛责大众文化”,本质是“文化霸权”。
正如粉丝怼聂圣哲的话:“你们看不起带货,但董宇辉让《人民文学》多卖了4万套,你们能做到吗?”
与此同时,他们强调董宇辉的“草根逆袭”属性,认为其“打破了精英对文化的垄断”。
将董宇辉的直播风格定义为“知识普惠”,将支持董宇辉视为“对抗传统权威”,甚至戏称其直播间为“赛博乌托邦”。
粉丝们甚至通过编辑董宇辉的“语录”,非法出版书籍,将其言论升华为“平民文化经典”。
可见,这场舆情危机与前面几次有了根本的不同。
一方面,它不是针对某个事件的发酵,更多是文化学者们的自觉。聂圣哲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黑粉”或营销号,而是与董宇辉学历背景相近、表达方式相似、也同样讲文化的人。
公开资料看,聂圣哲身兼企业家、教育家、教授、学者、作家、导演等多重身份,涉足文学、影视、教育等领域,出版著作十余部。
从他过往发布的内容看,确实是在严肃的探讨问题,是从系统的传统价值观角度审视董宇辉现象。
其他跟风的学者,背景、出发点,也大都如此。另一方面,这场舆情危机,已经演化成了传统精英与新兴流量文化之间的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文化评价体系与商业逻辑之间的深刻冲突。
这基本可以说是对董宇辉基本盘及身份认知的争夺一役,即他那一套文化表达,在学术认知和正统认知里的合法性。
过去的每次舆情危机,都是点状的、技术性的外伤——产品翻车伤的是信誉,口误翻车损的是人设,但“伪文化”指控却是“内伤”。
当教授们说董宇辉的文学引用是“高三作文套路”,本质上是否定了他的知识传播价值。
是对“身份合法性”的挑战——问题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是谁,有没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
可能对于董宇辉本人而言,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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