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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两弹一星”峥嵘岁月:每个细节都令人心生敬意

时间:07-31 00:00 阅读:200次 转载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摘要:远望智库:与智者同行,为创新加速专家库 | 人才库 | 企业库 | 项目库 | 投资机构库 | 招商信息库每个细节都令人心生敬意来源:《世界军事》作者: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  周世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中共中央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

远望智库:与智者同行,为创新加速

专家库 | 人才库 | 企业库 | 项目库 | 投资机构库 | 招商信息库

每个细节都令人心生敬意

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  周世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中共中央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义无反顾走出家门,走进大漠荒原……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凭借坚定的信仰和“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作风,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有些人需要永远铭记,有些事需要一提再提。这个只有两篇文章的小专题,是我国著名的军事科技专家周世光老人为本刊专门撰写的。为撰写此文,年过八旬的老人专程赴绵阳,参观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技术馆”和位于梓潼县的“两弹城”,并再次阅读了“两弹一星”几位领军专家的传记,以及记载一些重大科研、生产、试验的书籍。

在8月这个对军人意义非凡的时刻,推出这些文字,重温前辈们当年严肃、严密、严格、严谨的创业实践,既是向直接参与这一伟大工程的解放军官兵致敬,向所有的前辈致敬,更想告诉读者: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对中国的威胁和讹诈从未远离,但不管怎样,解放军永远是我们的坚固长城;我们的团结,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担当,才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他们托起蘑菇云

原子弹爆炸,让历史铭记了许多科学家。然而,还有很多人,他们一样付出了自己的极限努力,但却始终默默无闻。本文所节取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后的这几个小故事,为您呈现的正是托起蘑菇云的这群默默奉献者不为人知的闪光点。

手工车制的铀球

“我姓原,原子弹的原,这注定我跟原子弹有缘分”。现已年过八旬的原公浦,40多年来,都这样作自我介绍。

1959年,二机部(核工业部)到上海挑选优秀技工,赴西北参与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时任上海汽车底盘厂团总支书记、上海市团代会代表,已有三年党龄的原公浦,瞒着新婚仅四个月的妻子报名并入选。在北京集训时,二机部宋任穷部长郑重宣布:“毛主席派你们去搞核武器。”大家激动万分,但又不允许对外人说。

原公浦等人辗转西行,最后在一个漫天黄沙飞舞的星期日,坐着毛驴车,走完最后一段路,到达甘肃404厂。此后,在大漠深处的戈壁滩上,一干就是34年。

404厂的任务是,在1964年5月以前车制出合格的铀球:光洁度能照亮人脸,尺寸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若用今天的精密数控机床加工,这也不算是难题。但当时只有一台球面机床,刀具磨损快,常使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当时,一公斤铀-235同位素,在美国的售价为1536万美元。中国的铀-235虽然不需要进口,但也是经过核工业系统的探矿、开采、冶炼、加工、同位素分离、武器元件制造等部门,以及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职工十多万人多年努力才制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核心部件——含高浓缩铀-235同位素的铀球(半球)。

因而,铀球的车制容不得半点马虎。为执行好这项任务,原公浦等人在1963年8月起开始封闭式技术攻关训练。他每天早出晚归,在污染区内工作十几小时(规定只能工作六小时),反复加工模拟件苦练技术。这期间,他妻子流产,他也顾不上照应。功夫不负有心人。反复练习后,原公浦闭着眼睛就可以摸到车床上的每个操作手柄和加油孔,只听声音就能判断出车床上哪个齿轮有毛病,隔着能见度低的窥视窗,戴着口罩和双层乳胶手套,他也能精确操作,车制的工件丝毫不差。

执行任务前,二机部袁成隆副部长多次强调,小原,你加工的铀球,事关第一颗原子弹能否爆响,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404厂总工姜圣阶说:“原公浦同志,我们的铀-235铸件只有两套,一个都不能有任何的损坏。核燃料极其珍贵,是我们的命根子,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能在你手上拿出第一个核部件来,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甚至,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厂视察时,也专门观看了原公浦加工模拟件的全过程。

原公浦倍感“压力山大”!1964年4月27日,正式加工铀球前三天,原公浦郑重地向组织交出一份决心书:第一,坚决拿出百分之百合格的产品;第二,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拿出合格产品;第三,我个人的一切问题,一丁点儿都不考虑,一心放在拿出合格产品上;第四,我在操作过程中,会万分地集中精力!

原公浦把话说绝,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丝毫退路。

1964年4月30日晚8时,加工首枚原子弹正样铀球的时刻到来。按照计划要求,加工过程有三人操作:原公浦主刀。每车一刀,厚度仅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第二人为监护,一面提醒他的操作,一面及时拾起他车下的铀屑,防止其积聚在切削盘内,引起裂变链式反应。第三人负责测量,原公浦每车三刀,他就要测量一次,看看还差多少,还要车多少刀。

车床启动,原公浦一反常态,突然感到紧张、双手颤抖。才车了两刀,突然部件“啪”的一声掉进切削盘内。加工立即停止。大汗淋漓、衣衫湿透的原公浦,被人搀扶到休息区,给他喝了一杯牛奶。祝麟芳工程师说:“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是你太紧张、技术没有发挥出来。机床吸盘也出了点问题。你放松一下,继续干、大胆地干!”在大家的鼓励关怀下,原公浦稳定了情绪、振作了精神,再次走向机床,一刀一丝,一丝一刀;每车三刀,复核一次。终于,最后三刀顺利完成,铀球完全符合标准。原公浦长出一口气,几乎瘫倒。全场欢呼,大家把车工“原三刀”抛向空中。这是1964年5月1日凌晨。当时,原公浦还未满30岁。

5个月又16天后,装着这个铀球的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塔架上爆响,中国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

铁塔托举首颗原子弹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呈报“两年规划”: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11月7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了有15名成员,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首颗原子弹爆炸前,中央专委开过九次会,审核、组织落实二机部的“两年规划”,确定有关原子弹的大政方针,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

核武器试验基地的程开甲、吕敏、陆祖荫、忻贤杰等专家建议:中国首颗原子弹试验不采用空投、采用百米高铁塔塔爆方式。理由是:第一,首次就用空投方式,在弹落点和起爆与测试同步方面,困难很大,不易测得原子弹爆炸的各种数据。第二,在确保投弹飞机安全返航方面,心中无数。第三,空投方式不易保密。第四,塔爆方式可靠、保密性好,能获得最多的测试、测量数据。

1964年4月11日,第8次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采用塔爆方式的建议,并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托举中国首颗原子弹的铁塔,是工程兵研究设计院设计的无缝钢管结构、自立式塔架,代号701。塔高102.43米,横断面为正方形,底部12×12米、顶部4×4米;共14段钢梁、桁架结构,都用螺钉连接;包括起吊、空调、电器三个设备系统,共8467个组件,总重76吨。塔顶第14层为爆室,原子弹即安放于内。第13层为空调间,9月下旬以前,用2台制冷机保持爆室温度20±5℃;9月底以后,换装电热器,维持爆室温度在20±2℃。由于塔架就是首颗原子弹的爆心,铁塔用的无缝钢管由鞍钢专门生产,塔架由建工部华北金属结构厂加工。吊装原子弹的专用起重机和吊篮,由北京起重机厂生产。

核试验场区的特种工程建设,共150多项。除铁塔外,还有主控站、各测量工号、远近照相站、引爆电缆、通信设施等。大部分是永备性的,少数是首次核试验专用的,都由工程兵部队建造。

参与铁塔安装施工的是,工程兵第124团、第109团二营和加工连及第122团的两个连。第124团有5000多名官兵,盛夏时场区地表温度超过50℃,严冬时气温降至零下20℃至零下30℃,他们照常日夜奋战施工。1964年4月15日至18日,塔里木风暴吹袭场区。风力由5至6级加大到7至9级,阵风10至11级。导致该团有64顶帐篷被刮翻,42个班的战士被迫露宿。

当年施工没有像样的工程机械,主要工具是锹镐,主要施工方式是人力“抬、挖、拖、拉、推”。在各方支援下,英雄的工程兵经过68个净工作日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26日将铁塔安装成功。验收时,测得塔顶左右误差仅为一至二厘米。他们还用堆沙袋方式检验了爆室的承重能力:“产品”本身重约一吨,加上人员和配属物,要求承重三吨。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八级大风吹袭、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工程质量极佳。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首颗原子弹准时起爆。102米高的塔架上部,因1000万度以上的高温而气化;塔底地表熔化成玻璃态;剩余塔身倒塌、扭曲成麻花状。而安装铁塔任务按时完成后,参与施工的工程兵部队就奉命搬迁到180公里以外新的驻地。他们连首颗原子弹爆炸的闪光也未看到。

596乘坐元首级专列

中国首次核试验前,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美国和苏联的卫星经常在核试验场上空侦察,台湾空军“黑猫”中队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经常光顾西北地区,同时还派出多股特务,侦察我铁道兵修筑的南昌通往某大型铀矿的铁路专线。苏联领导人甚至扬言,要对中国核武器研制设施动“绝育手术”。因此,中国不得不对首颗原子弹(代号596产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采取极其严格的保卫保密措施。

596产品是在青海的221厂总装的,最终产品共两发,596-1是正式产品,596-2是备用弹。运输时,要分解后再分别包装。包装箱是专门特殊设计的,具有防震、防电、防温度变化、防潮功能。运输用的火车,是铁道部从德国进口的带保温设备的专列,原设计用于装运蔬菜水果。596产品对温度变化要求更为严格,因此,运输途中有专人在专列上负责监控。专列有20多节,各部件包装箱分别放入不同的车厢;机车后面留出四至六节空车厢,以备在紧急刹车时起缓冲作用。

596产品先用汽车,从车间运往221厂内铁路专线的专用站台,再由此处装上专列、驶往30多千米远的海晏车站。产品装车时,采取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保卫措施:外围是221厂警卫团的解放军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中间有厂民警队、摩托车队及骑兵队巡逻;内层搬运产品的,是经专门挑选的221厂工人和科技人员。专列行经的铁路沿线,百八十米就有一个人站岗:重要地点由解放军武装警卫;一般地点由厂民警武装警卫。沿线30多个桥梁涵洞两侧,都有厂职工民兵武装把守。

从海晏出发的596产品专车,属国家一级专列。车厢标有“三角七”符号(红三角形,里边写个7字),铁路人员一看就知道这是等级最高的军用专列。但各站甚至铁路指挥部都不知道,专列所运为何物。火车司机选的是,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最过硬的人。沿途列车检查人员,用的铁锤一律换成黄铜锤,以防敲击车轮时产生火花。列车用煤均经过人工筛选检查,以防混入爆炸物。专列经过玉门车站时,站内所有火车全停,全市停电半小时,防止高压线通电产生危险。专列沿途每停一站,都采取类似接待国家元首那样的特殊警卫措施。

列车上,除专职武装警卫、押运人员外,还有总参军交运输部部长、铁道部副部长、青海省公安厅厅长、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西宁铁路局局长等领导。列车从海晏开行,由周恩来亲自下令。

专列行驶七天后,安全抵达新疆大河沿站。此地距吐鲁番约40千米,596产品专列上的押运人员和部分元件部件,也由此乘坐汽车进入核试验场。专列到达乌鲁木齐火车站后,596-1用汽车运往乌鲁木齐机场,再由伊尔-14飞机运往马兰附近某空军机场,卸下后直接装上直升机,运往试验场区内铁塔附近的直升机停机坪。596-2备用弹留在专列车厢内,最初停在乌鲁木齐待命,后来按照张爱萍“隐蔽专列”的指示,驶往甘肃境内的碱湖。若596-1产品出现问题,可以用飞机迅速将596-2备用弹运往核试验场。

首颗原子弹的关键核心部件,是单独运送的。负责押运和途中技术安全监测的胡仁宇(时任221厂实验部副主任,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2010年回忆过当年的情况:1964年9月,原子弹的两个关键核心部件——核裂变部件和裂变中子源,由221厂副厂长田子钦押运火车专列到达西宁站。停留三天后,装上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飞往新疆马兰,途中经停两次加油。这两个部件本身体积很小,但要求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因此,要先放入充氩气的容器,再用“鸟笼”吊起来。所谓“鸟笼”,除顶、底外,四面都是铁丝网,部件容器在其中用弹簧悬空吊起,防止震动。最后,再将“鸟笼”放入大木箱。飞行过程中,胡仁宇还按照押运领导人(公安部四局局长兼二机部安全局副局长)高伦的要求,认真细致地检测了包装箱内的环境。

穿越蘑菇云

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据此可以确定,原子弹引爆后是否发生核爆炸及核弹的威力,从而可检验核武器的设计水平。然而,此项测试必须获得一定数量的核爆产物样品。美苏两国都曾通过飞机采样,获取对方的核试验情报。1956年前后,经中方允许,苏联飞机曾在华南上空5000米高度获取美国核试验的全球环流样品。所用取样器是两个长3米、直径0.8米、外形像副油箱的装置。

中国首次核试验,也采用了飞机穿越蘑菇云取样。空军运输航空兵第13师选定了15503号苏制伊尔-12运输机,安装了专门为其研制的“651”发动机、拆除了座椅等不必要的设施,使其在装上取样仪器设备后,升限能超过7000米。机舱进气道安装了过滤器,以减少舱内的放射性沾染。机体蒙皮所有可见的缝隙,都贴上了密封条。为机组成员配发了全身高空代偿服(包括密闭头盔、供氧系统、通信系统,以及躯干和四肢体表加压,以对抗因加压供氧而增加肺内压力的设施)。

1964年9月,时任空军副参谋长恽前程,在北京向机组下达了穿云取样的绝密任务。机组五名成员是:机长郭洪礼(中队长)、副驾驶李传森(中队长)、领航员季献康(中队领航长)、空中机械师耿君、通信员王景海。受命后,机组秘密进行了几次试飞,确保万无一失。10月16日,15503号伊尔-12飞机停在距爆心40千米的基地“开屏”简易机场;机组成员在简易掩体内待命。15时整,广播里传来“起爆”口令,几分钟后,听到核爆的闷雷声、感觉大地颤动,机组成员立即登机启动发动机,飞机冲天而起,爬升到7000米后飞向爆炸烟云。

巨大的烟云柱顶天立地耸立在机组眼前:中间是暗红色,由里向外翻滚,颜色逐渐变为棕褐、墨黑、深灰、浅灰;强烈的上升气流,将地面的一切卷入烟柱并剧烈上抽,直至高空顶部化作浓烟、形成巨大的蘑菇云。

机长郭洪礼接令后,驾驶飞机穿入蘑菇云头部。机身立即剧烈颠簸,被抛上抛下,几乎失控。副驾驶马上起身协助,与机长一起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飞状态。八九秒钟后,飞机终于穿出烟云,眼前豁然开朗、气流明显减弱。正要请示地面指挥部批准返航,不料,剂量员高增厚突然大喊:“收集的剂量不够,测量仪器指示灯不亮!”机长郭洪礼毫不犹豫地宣布:“再来一次!”飞机第二次穿云获得了足够剂量的核裂变样品。

半小时后,取样飞机降落在新疆吐鲁番机场。身着防护服的防化兵,立即测量乘员所受的剂量、进行飞行服洗消和脱衣冲洗。随后,他们乘坐救护车返回基地医院,做进一步的隔离检查。测量表明,前舱机组乘员(穿着带头盔的密闭飞行服)所受剂量均低于后舱乘员(穿着普通橡胶防护服、戴防毒面具;直接接触取样器)。取样飞机也进行了剂量测量和洗消作业。采集的样品立即装入特制的铅罐,由早已在此等候的两架伊尔-14飞机,分别送往北京和西宁(也有的报道称,都飞往北京)。

根据吐鲁番机场现场测量乘员所受放射性剂量的记录档案,确认穿云时,机上共有八人:除机组外,后舱有三名来自防化兵的剂量员高增厚、唐宗豪和郭新根(也有的资料显示乘员是六人)。

除飞机穿云取样外,核武器研究院还在701铁塔下面,修建了一个用坚固的水泥墙屏蔽保护,大部分建筑在地下的测试工号。里面安装了多种记录仪器,都用电缆与安置在试验场的探测器连接。核爆后,塔上的仪器虽然全部被毁、电缆都被切断,但此前一切有价值的数据都已在瞬间通过电缆传输到测试工号,被里面的示波器记录下来。测试人员在核爆后不久,穿戴防护服进入测试工号,回收了示波器记录的照片,从中获得了点火中子源的数据、爆心附近区域核射线测量数据,以及核爆时核射线随时间快速增长的信号。

经过对各种方式获得的首次核爆的关键数据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可以证实:中子点火完全正常。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结构、设计制造,以及引爆系统的设计制造及测试方法,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有“弹”有“枪”才叫核武器

中国首次核试验圆满成功后,美国立即安慰其盟友说:中国爆炸的只是一个核装置,现在他们是“有弹无枪”,并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核武器运载工具,十年内不可能发射核导弹”。出乎美国预料,1965年5月14日,中国使用作战半径2600千米的轰-6飞机,成功进行了投掷核航弹试验。在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仅七个月,中国就有了可以实战使用的核武器。更重要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多,中国就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

发展方向:导弹核弹头

早在1963年9月,聂荣臻元帅就对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刘杰、刘西尧、钱学森、朱光亚等人说:“飞机很难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

1963年底,中央专委确定:核武器发展方向,应以导弹核弹头为主,空投核航弹为辅。1964年7月(首次核试验前三个月),中国已经研制成功了射程为1200至1500千米的“东风”-2号中近程弹道导弹。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二机部、七机部(原国防部五院,以后改称七机部、航天部)的科学家共同努力,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两弹结合”、核弹头小型化的技术问题。接下来,就是准备进行“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

美苏两国进行此类试验,核导弹都是往境外发射,或使用模拟核弹头。“东风”-2号弹道导弹的射程太短,中国海军当时也没有保障此类核试验在境外进行的能力。在中国本土进行“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危险性极大。万一发生事故,就会轰动世界。因此,最初中央专委决定,只进行“冷”试验——只使用模拟弹头,或使用核弹头,但发射后不发生核爆炸。仅进行以鉴定“东风”-2号弹道导弹核弹头性能为目的的地下核试验。

后来,核武器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提出,只进行核弹头地下试验,考验不了导弹在实际飞行状态下各种状态参数是否符合要求。建议为“东风”-2号弹道导弹装上核弹头,以全射程、全威力、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的方式进行“热”试验。这样既可实现试验目的,更符合实战情况。有关单位随后进行认真研究,提出了几种设想、方案。聂荣臻元帅与各方面的专家,反复研究并确认“两弹结合”试验有90%的成功把握后,决定将此建议上报中央专委。

周恩来说:“在我国本土进行这样的试验,我总是不放心,怕掉下来。二、七机部研究一下,七机部保证不掉下来。二机部研究万一掉下来,保证不会发生核爆炸。”

周恩来的担心并非多余。1960年10月24日,苏联进行了P-16洲际导弹试验。由于违章操作,导致注满推进剂(未装核弹头)的火箭在发射台爆炸,位于100米距离以内的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涅杰林元帅和16名将军,以及导弹总设计师扬格利等160人全部遇难。这也成为世界航天史上迄今最惨痛的地面灾难。

1966年3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经审慎研究后确定:第一,做好一切地面安全准备和各种模拟试验,确保核弹头在未解除保险时,即使发生各种异常状态,均不会发生核爆炸;第二,组织若干次以严格检验导弹及其核弹头的安全性、可靠性为目的的飞行“冷”试验(不装核弹头);第三,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装核燃料的两弹结合“热”试验;第四,切实做好紧急疏散居民和参试人员的准备工作;第五,“两弹结合”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应在1966年8月底以前完成。

“东风”准备

根据中央专委部署,确定东风基地为“两弹结合”试验的首区(发射区),新疆核试验基地为落区(弹着区)。

东风基地在1966年6月至8月勘定,并抢建了50号阵地作为简易发射场。承担测试发射和测量任务的基地第一试验部,认真落实“五定”(定人员、定设备、定岗位、定动作、定相互关系)制度,对全部参试设备和仪器仪表进行了严格细致的校验、检查。安全控制中队在检查主车输入电缆总接头时,前两遍均未发现问题,第三遍才查出一个虚焊点。通信中队对仪器设备的每条线路、每个元器件、每个焊点,都一个不漏地认真检查,仅接点就检查了10831个,此外,还调试了1313个电子管。他们不仅逐个排除了疑点与隐患,还保证不让设备、仪器仪表带着问题参试,还组织官兵开展了预想活动,共预想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异常现象1865条,全部分门别类制成卡片,逐条排除落实,对其中可能影响全局的21条重大预想故障,还制订了多套处置方案。

1966年1月至9月,基地第一试验部,多次成功地进行了“东风”-2号、“东风”-2号甲弹道导弹的连续发射试验,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并从装备、技术、组织、指挥、协同程序等方面,为“两弹结合”试验做好了充分准备。

1966年9月,四枚“两弹结合”试验用的“东风”-2号甲弹道导弹运抵酒泉。此前,核武器研究院已对核弹头做过多次跌落、火烧、煤烧、雷管炸等各种环境试验。核弹头的振动安全试验,先在振动台上分步、分次进行。由于无大型振动台,安全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苏耀先,只好乘坐载着真正核弹头的卡车,在青海省金银滩上飞驰,检验颠簸对核弹头安全性的影响,结果证实安全可靠。

1966年10月,“热”试验前发射了三枚导弹:10月7日,进行了检验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可靠性的第一枚导弹空爆试验,导弹飞行50秒时,由地面发出安全自毁指令,先炸弹头,后炸弹体,证实了地面安全自毁系统安全可靠。13日和16日,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导弹“冷”发射试验(除未装核材料外,其余均与“热”试状态相同),检测核弹头引爆控制系统在预定高度能否完成化学爆炸。试验结果是,都能在预定高度准确引爆。

三次发射试验均获成功后,李觉、钱学森率领二、七机部专家及技术人员组成的作业队、试验队进驻场区,与东风基地共同承担测试发射任务。10月20日,中央专委在北京听取了“冷”试结果和“热”试准备情况汇报后,下达了“两弹结合”试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

10月24日晚,在听取了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两弹结合”试验,并同意聂荣臻去现场主持。10月25日,聂帅乘坐专机飞抵东风基地。

严密细致精益求精

东风基地和新疆核试验基地的参试人员,均以强烈的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进行“热”试的最后准备。在查看核导弹内外弹体时,新战士王长山发现弹体内24号插头的第5接点里,有一根长约五毫米的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最后用一根猪鬃,才费劲地挑出。钱学森对此极为赞赏,还用纸将这根白毛包好,带回北京,说是要把它作为工作认真细致的事例教育大家。

在弹体与核弹头对接时,操作手田现坤冒着严寒,脱掉皮工作服、摘掉皮手套,在狭小的空间内连续战斗了80分钟,完成了上百个绣花般的动作,准确可靠地将核弹头与导弹连接在一起。自始至终站在现场的聂帅说:“辛苦啦!快到暖和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小田闻言热泪盈眶,转身又钻进去仔细检查了一遍,才离开工作台。

10月25日,导弹运抵发射阵地。当时,现场风速约为20米/秒,气温为零下11℃。吊装时,虽有16人在两侧用绳子牵拉防晃,导弹仍然不停地摆动。现场指挥员王世成果断命令,再增加一条绳子和12个人,硬是用最低最慢的速度,一毫米一毫米地将导弹安全转吊到起竖托架并固定在发射台上。

舵机操作手赵符修,为消除导弹起飞的零位误差干扰,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坚持不戴手套,用几乎冻僵的双手认真仔细地调整舵机。按技术要求,调到±0.3伏即为合格,但他调到0.05伏时仍不满足,最后硬是将四个舵机全部调到零误差。

“两弹结合”试验落区新疆罗布泊靶场,也充分做好了各项准备。光学、力学测量仪器、遥测设备、系统接收设备、观察仪器、控制仪器等,均已分别布放在各个测量点。经过多次调试、单项和全场联试,以及与发射首区进行合练,均证实所有仪器设备工作正常可靠。

核试验基地为这次“两弹结合”试验,在戈壁滩上专门架设了数百千米长的专线和复线,以有线电话为主,准备了两套通信方案,与首区建立了专线联系。经过四次合练预演,证实完全可以满足指挥和勤务保障的需要。

不仅如此,基地还对远区居民点的安全,专门做了论证。专家论证的结论是:核弹头误落到导弹飞行走廊下的红柳园居民点的概率,约为十万分之六。尽管如此,中央专委仍命令总参和兰州军区共同负责,组织意外情况下居民的紧急疏散及安全防护。为此,铁道部调集了三列火车,在红柳园站待命,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另派出500台汽车在安西待命。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10秒,东风基地第一试验部参谋长、现场指挥员王世成发出了“点火”口令,操纵员佟连杰随即按下了发射按钮。“东风”-2号甲弹道导弹,托举着喷着烈焰的核弹头腾空而起,在我国本土上空飞行了894千米,历时9分14秒后,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空预定高度引爆。世界上空前绝后的中国本土“两弹结合”试验一举成功。几年后,第二炮兵开始装备核导弹。从首次核试验到进行“两弹结合”(导弹核武器)试验,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六年。中国仅用了两年又11个月,在五个核大国中是最快的。

核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后,红柳园警报、军号和紧急集合号声响成一片。1.3万多居民,在部队的组织引导下进行了“防空演习”,有序撤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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