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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与付林续签合同:科研工作者承担过多不必要风险

时间:02-02 00:00 阅读:450次 转载来源:科创帮

摘要:据有关媒体报道,付林教授近期已与清华大学方面签署了《聘用合同延期协议书》,合同期至2019年1月31日。付林也或许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羁押期间完成劳动合同续约的教授。付林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博导,其掌握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能够将发电厂产生的废热

据有关媒体报道,付林教授近期已与清华大学方面签署了《聘用合同延期协议书》,合同期至2019年1月31日。付林也或许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羁押期间完成劳动合同续约的教授。

付林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博导,其掌握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能够将发电厂产生的废热回收并转化为供暖的热能,从而有效减少煤的消耗。在这一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付林被海淀区检察院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提起公诉。

起诉书中显示付林将由清华大学使用北京市财政科研拨款327万元委托加工的7台课题试验样机中的5台,以个人控制的环能瑞通的名义,出售给富龙热力,使得环能瑞通获利380万元,后向清华大学科研账户(实际使用人也为付林)转入105万余元人民币,最终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

据报道,自付林被刑事拘留起,清华大学方面从未暂停与付林的劳动合同,且多次通过公开渠道表示珍惜这样一位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并未认为付林侵占了学校利益。

这一结果主要是作为三家单位的实际负责人付林账户混用、管理不善导致,以及之前与其他企业(山西双良)间的利益纠纷也为此埋下了隐患。虽然付林本人与清华大学方面均未认为此事造成学校经费损失、国有资产流失,但付林依然被认为涉嫌贪污罪并被羁押近两年,至今并未宣判。

科研工作者承担过多不必要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是制约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清华大学付林教授案外,山东大学长江学者陈哲宇也因涉嫌贪污50万元科研经费而身陷囹圄。这些案件已不能仅仅归结于科学家自身法律意识不够、经费管理不善等问题,更多的是成果转化在市场中的高风险、现有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导致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早先就曾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关键岗位的涉案科研人员,尽量不使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对于科研单位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一般不予以查封、扣押、冻结。但对于数次申请取保候审未被通过的付林老师来说,这一政策并未得到完全的落实。

正是由于现有科研制度的不够合理、以及相关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政策未被完全落实,很多无需做的工作、无需承担的风险才落到了一线科研工作者身上。《中国经济周刊》曾在近期做过一个主题报道,主要是调查采访高校与科研院所老师对于各自单位科研经费制度的看法与体验。

其中广州一所211高校的青年老师告称,在使用科研经费时,条条框框很多。他说:“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或者购买国外进口的实验用品时,往往是由老师先行垫资,但票据的管理比较死板,以至有时难以全款报销,相当于老师自己要贴钱,这会影响大家的科研积极性。”

“购买设备的流程更是繁琐,教师需要跟供货商联系购买,跟厂家联系调试,跟财务处室联系报账,有时一路下来有10多个程序,而学校没有相应机构来协助,全程需要老师跟进,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担责,如果设备质量不过关,或者使用过程中出了问题,一些风险是由老师自己承担的。”由于经费使用报销流程极为繁琐,一些老师可能为节省精力走捷径,但很容易忽视其中的法律风险。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曾祥君说:“过去把科研的纵向经费和横向经费进行统一管理,以三公经费的管理模式进行,这种模式有时与科研的规律不是特别吻合。个人认为,横向经费来源于企业,那就应该按合同来进行管理。我过去作为湖南省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将纵向经费和横向经费进行分开管理,目前湖南省也在按照这种模式做。”

陈忠林说,在文科领域,科研经费的管理也不是十全十美。他打比方说:“一个20万元的课题,在过去,报账时能否找到这么多发票是成问题的。当然,如今情况正在改观。”他认为一些科研课题可以采取包干制,经费的多少按照课题的价值来定,或者分批划拨经费。如果一个课题价值不大,开始批经费时就可以少批一点,或者经费不够的时候再申请,而不是去找发票逐项报销。“可以考虑采用承包制,按课题完成情况、取得的效果来拨给经费。”

科研工作者合法权益保护应被重视

影响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积极性的还有一个要素,尽管科研主体对科研成果拥有越来越高处置权、收益分配决定权,但由于市场固有的高风险特征,一旦出现问题自身还是容易承担科研经费损失、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因此,怎么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去保护科研院所及其研发人员,合理控制及应对成果转化风险,将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各地除了纷纷推出激励成果转化政策的同时,也在陆续推出应对转化风险和科研主体责任的规定。

比如在广州市,就明文规定:“改革创新工作未实现预期目标,但决策程序和实施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的,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追究责任,不作负面评价。”其中,利用财政资金完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未达到预期效果,但符合有关程序规定及市场定价原则的,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及有关人员不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也可以继续申请利用财政资金的其他创新项目。

而在宁波,去年由宁波国家高新区科学技术局联合中华财险宁波市新科技支公司共同推出的保险创新产品——“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科转保)”已经获得保监会批复,据介绍,这是全国首个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风险保障的创新型保险产品。

 

据介绍,这款保险产品从规划调研、设计到批复落地,仅用时4个月,体现了宁波对于防范科技成果转化风险的重视程度。投保“科转保”的企业或个人,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若遭遇失败,可按合同约定获得人员薪酬、材料费、设计费等研发费用和关键设备损失费用的赔偿。

成果转化风险防控机制应当建立

成果转化的风险主要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成果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即事前确定的开发目标不一定能实现,或开发出来的成果过于超前,市场不具有应用该项成果的技术环境;二是源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即由于新的消费产品或服务不具有市场的基础,因而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将对科技成果转化构成潜在威胁。

就像科研创新过程中遭遇的失败挫折总是占据更多的比重,科研成果转化中天然存在的风险与困难同样不比研发时少。但因为总是牵扯各方的利益,以及对转化过程中相关责任认定的法规制度的不明确,科研主体总是要背负更多的风险,甚至有些单位会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避免转化的思想。这些因素都严重阻碍了成果转化的进程。

对于科研工作者,首先要树立财务、专利等领域的法律合规意识,尤其是对于创立企业亲自参与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老师来说,管理规范、财务透明是基本要求。同样还需树立风险意识,比如在技术合同签订之前,要事先告知成果购买方,该成果技术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只有做到透明交易,才能更好地实施后期的产业化和大规模推广应用。

当然,建立一套风险防控机制,让参与成果转化过程的各方合理分担可能会发生的风险也势在必行。比如说尝试以众筹、众包的形式,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分担机制。不要试图把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全部放进一个篮子里,和利益分享机制一样,风险的防控也应该是由主体企业、成果方、服务机构、政府、风险投资机构等参与各方共同承担。

另一方面,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再表示:“检察机关注重增强审查逮捕工作效果,慎重逮捕涉嫌犯罪的企业管理者、关键岗位人员和科技人员。”而付林教授一直处在羁押状态,法院迟迟不进行宣判,其个人基本的戴近视眼镜、阅读书籍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可见地方司法机构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科技人员从宽刑事政策落实问题、帮助科研单位做好科技攻关人员衔接问题等政策要求落实并不到位。

对各地政府和司法、执法机关来说,除了需要细化和落实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鼓励政策,也应思考如何避免付林案、陈哲宇案的再发生,让科研工作者真正解放身上的负担,释放自身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部分素材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关注付林案”、《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周刊》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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