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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是如何在中国出版的 ?

时间:03-16 23:50 阅读:4553次 转载来源:基石资本

作者:徐庆全、康慨,原题《奥威尔的中国漫记》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转自:老衲读史2(微信ID:LAOLAZS)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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