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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走了!王石谈褚时健:我们是同类;周其仁评褚时健:解决问题是他的生命……

时间:03-09 21:31 阅读:4692次 转载来源:基石资本

  • 本文综合自华夏基石e洞察、人文学会、身边的经济学、经济学原理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褚时健去世了,享年91岁。2019年3月5日13点20分,刚刚过完91岁生日(生于1928年1月23日)的褚时健在云南玉溪病逝。本平台特梳理几篇文章,以此纪念褚时健先生。

1.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

 

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急了。现在社会上有太多人想做些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都想找条直路走。尤其是年轻人,大学读完书刚进入社会几年,就想搞出点名堂,实际不是这样的。人生很多事,不是一条直线。

 

我也曾经是年轻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社会变动很大,很多希望都破灭了。尤其是在我四十来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希望都不存在了。当你抱着很大希望的时候,失望就会很多;当看不到希望之后,希望又好像慢慢地能看得着一点。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的期望值很高,很多人想一夜暴富,不能承受短期内没有回报的事。在我年轻时,我们一家三口从昆明来到玉溪,看到修路工人们临时住的房子,都非常羡慕。当时我们都觉得:“一辈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这一生就值得了!”

 

现在年轻人的知识面、信息量比我们那时强多了,但年轻人的特点还是一样: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从福建来找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六七年了,一件事都没做成功。他是性子急了,目标定得很高,想“今年一步、明年一步,步步登高”。我对他说:你才工作六七年,我种果树都十多年了,你急什么?

2.跌得越低,反弹力越大

 

年轻人现在不过二三十岁,人生历程还很长,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大事业。困难多,搞好一点,信心就大一点,只有这样走,一步一步来。比如橙子,只要1公斤能赚1分钱,上万吨就能赚很多了。你要心急,就做不成。

 

以前有不少人在社会变动的时代抓住机会,一下子发了大财,比如搞房地产。还有人靠亲戚、靠父母,现在财富很多,我也认识一些。但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是靠机遇、靠父母,我也认为他将来守不住。

 

很多人说我12年来种橙子是“触底反弹”,跌得越低,反弹力就越大。

 

种橙子的人不少,但今天我可以说,像我这样种好上千亩的还不多见。有的人来我的果园看了一次,回去就建了八九万亩的新果园,但在我看来,基础没打好,后头要吃亏。

 

我们碰到过的难关,可以说是十几年没遇过的。连续高温一个多月,果子都被晒掉了。但你看我们的五条水管道来自对面大山,面对高温,果园有水维持。别的果园如果基础不好,损失就大。我们之所以还能保住和去年一样的产量,就是因为农业基础打坚实了。

 

这也是年轻人最难理解的。人在年轻时,要先学会吃苦,要实实在在地正当挣钱,才能拿得住。就像搞农业,如果你质量搞不好,经过一个周期,10元的资产就变为8元了。

3.无论做什么都要有敬畏心

 

我在2002年正式开始种橙子时借了1000多万元,到2007年的时候就全部还清了。

 

前几年全靠朋友帮忙销售,你几十吨他几百吨地团购,慢慢就消化掉了。我老伴儿那个时候管销售,带着橙子到处去参加展销会,受了不少苦。好在前面几年果树还小,我们的技术也不完善,产量不算很大。

 

2008年之后,我外孙女他们从国外回来帮着我和我老伴儿,开始抓我们自己的销售。

 

2009年橙子的产量开始飞速增长,销售也慢慢步入正轨,所以产品还从来没有积压库存过。水果这种生鲜产品,积压库存是很大的灾难,相当于毁掉了。很幸运,我们没有过这种情况。

 

2014年以前我们的果园一直是增产的,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增产不少。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是没有大小年的,的确像我们这种连续10年都增产的果园几乎没有。但是2014年我们出现了减产,有气候的关系,也有果树生长的自然规律—大小年的关系,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挽救了许多产量,但规律就是规律,一定要服从。

 

无论做什么事情,人都要有一颗敬畏心,自然规律、市场规律都要遵守。

4.产品的竞争是质量和价格的竞争

 

现在我们的果园已经扩展到几万亩。到2020年,我们的果子产量能达到6万吨。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橙子在市场上很好卖,听说有人拿它和当年的红塔山烟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是紧俏商品。

 

我很高兴大家这么抬举我,但是我在思想上不敢轻飘飘。头几年可能大家因为是我种的橙子,因为好奇心都买来吃吃,但是如果果子不好吃,或者只是普通过得去,我相信买了几次人家就不买了。

 

我们卖得也不便宜,要是不好吃、品质不高,人家凭什么用真金白银买你一个老头子的账?

 

所以我一直和孙辈还有作业长们说,不要陶醉于人家怎么夸你怎么捧你,要尽好自己的本分,把橙子种好,每年多丰收一点,味道更好一点,人家就会继续揣着钱等你的橙子,不然,人家的口水就会等着喷你。

 

现在整个新平县种冰糖橙的越来越多,差不多一年的总量要达到200万吨了。我们的规模算是大的,品质也算是高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橙子过剩是必然会发生的。

 

供求关系从来都是有松有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市场经济是不留情面的。产品一过剩,首先带来的就是降价,你的销售价降到成本价以下都是有可能的。怎么办?到那个时候,还是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竞争。

 

我的产品如果质量好,那么其他人卖不完,我就能卖得完,另外如果我能把成本控制得好,即使别人亏着本卖,我也能赚到钱。

5.管理:只管大事

 

我做事的习惯是,凡是经我的手做的事情,我只管大事。这个大事决定了我干这行能不能成功,其他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以前我有四五个副厂长,我给他们的权力非常大,每人管一块,四五亿美元的投资我就让他们直接签了。要委托书的话就给他们写一份,我就画一个框框在这儿,让他照着办,有什么错误我来承担。

 

我做那个小烟厂的时候,有13个党委委员,每天早上8点所有委员都要集中开会,讨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这家打架了,那家猪肉不够吃了,等等。

 

管得了那么多吗?所以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就不要管了,有很多事情比这重要得多。我也有看走眼、选错人的时候。很多不了解我的人都觉得我在工作中比较霸道,其实当时我的目的就是要让玉溪卷烟厂成功,成为全国最好的,做到很多指标跟全国水平差不多。

 

大的错误我是不会给他机会去犯的。当时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党委系统有很厚的一沓文件,我也不能随便签字说我都看过了,于是我就找别人来当党委书记,但这个人一来就胡闹,到后来差不多的时候,他就通过活动想当厂长,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他这是在破坏玉溪卷烟厂的形象。后来这件事被报告到省里,那个党委书记就被赶走了。

 

还有另外一个厂长,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人家都认为我很霸道。

6.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处过的人

 

我这个人,心里放不下事,也算是个急性子。

 

像2014年天干,老是不下雨,每天晚上想到我的果树,半夜四五点我就睡不着了,起来翻书翻资料,第二天叫上司机去找专家,一定要找到解决办法。我想,我这么认真,果子的质量不会不好吧?

 

我一直和儿孙们强调,一个人工作、过日子都要认认真真,对产品要认真,对周围的人也要认认真真。这些年我们的果子卖得好,除了我们的产品过硬,周围人的支持也有很大关系。

 

像早几年我们的果子不成熟,没有朋友的帮忙,销售会很成问题。现在我们名声在外了,心里要知道感激,更要学会让大家的利益都得到平衡。

 

我一直对和我打交道的合作伙伴很好,对朋友也好,都是基于一个心理:怕亏待人家。这个习惯我一直都有。

 

做人做事要随时随地都检查,做这件事我朋友亏了没有?我一直经常提醒褚一斌,不要粗心大意,要经常想到身边跟着你的那几个人,诚诚恳恳地和人家相处。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就多照顾他们一点。

 

我们现在果园里的农户,在我们这里干活,我就希望他们比别的农户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我们的作业长,我也希望他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新平县的县长有一次听说了我们作业长的待遇,很惊奇:“工资比我还高?!”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相处过的人,我能做到这两点,我这几十年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

 

回头看看,我这一路走来,没有白费精神。我办事认真,确定了目标就追求到底。在每一个工作的地方我都有人生的记号,我也没在工作上闹出什么大事故。

 

想到这些,我也就甘心了。我活着为了什么?只想赢,不想输。

 

这些困难有些是原来想到的,有些是没有想到的,但我相信我能克服它。很多年以来,不管干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不管干哪个行当,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这些困难到最后还是都解决了。

 

所以,人的信心很重要。如果我们接二连三地干不成事,那就没有信心了。

 

我在七十四五岁时怎么想起来搞这个苦差事(种植褚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为我们的处境,我的生活来源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我只有一条出路,必须要搞成功。

 

我从小就闲不住,爬高上低的,房子一天上去8回、下去8回,时间还打发不了,总得有点事情做。

 

这都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认定了要干的事,只想赢,不想输。(来源:身边的经济学)

王石:我们是同类,英雄惜英雄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给自己定位就是企业家、创业家,过程中我也经历了很多坎坷,也经历了很多不眠之夜,这里有很多的煎熬,我想我们在座企业家的成功都要经历这些东西。成功除了要坚持下去,要熬、要有底线,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就叫运气。往往有的时候你成功了,并不表示你这个人聪明,只是说你比别人运气好。运气不好的遇到了挫折,甚至是从某种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你应该是什么态度?和褚时健先生的友谊,是惺惺相惜,说得大一点是英雄惜英雄,都是同类。

 

一些企业家发生了事情、出现了状况、被判入狱之后,我本能上很想去看望看望他们,这个本能就是,你关心他就是关心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你也不知道,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比如说牟其中是80年代民营企业家中最有名的,他的故事带着传奇性。文革时期,因为政治犯被判了死刑,但没执行,改判死缓。出狱以后创业,就是“用猪肉罐头换苏联飞机”的典故,成为了非常成功的案例,到哪里去都有省委书记接见。最后,他是由于经营的问题,签了信用证,涉嫌金融欺骗被判入狱。我也去看了他,从他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本身创业让你非常佩服,由于某种原因落难了。我看他是想让他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也希望他出来以后能重新东山再起,再做一番事业。

 

我1983年初到深圳的时候,铭记着两段座右铭,一段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先生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站在顶峰的高度,而是跌到低谷的反弹力。我相信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屈服,我还会继续重新站起来,但不同的是,其他企业家遇到的困难我应该去看看。

 

我当时去看望牟其中,是由湖北企业家是兰世立他安排并陪同一起去的,没想到很多年以后,兰先生也进去了,我又通过其他企业家的安排又去看他。说得更远一点,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走到今天不容易,再上一步也不容易。所谓的不容易,不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空间有限,也不是空间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我们的社会声誉始终是相对低下的,商人作为独立的自我始终是欠缺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如何自我更新、自我要求,不要更多地抱怨环境,这是我们企业家共同要面对的。

 

我记得是2013年,我在亚布力做轮值主席的时候,强调面对不确定,企业家如何自我更新。所谓的自我,是指我们自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克服它。我们不要抱怨社会各方面对我们不公,这是我想说的。(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周其仁评褚时健:解决问题是他的生命

周其仁:很高兴今天来到云南大学,和大家一起读褚时健,读《褚时健传》,讨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有很多含义,最早的含义应该是事业家,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在座每一位都希望事业有成,怎么把事业做成呢?

1.褚时健一辈子都在解决问题

读了这本书后,比较深的一点感触就是,要做成一个事,就要不断地解决问题。褚老的一辈子,封面上写着:“莫闲着”。莫闲着就是要做事情,就是要解决问题,要以解决问题作为人生的一个导向。褚老从很小开始就在解决问题。本来家境不错,结果父亲去世,褚时健才15岁,就帮妈妈挑起整个家的重担,那就要解决问题,酿酒、拿鱼,好多都是细致、细小的事。

但褚时健从小到大都解决问题,他甚至在自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要解决问题。他是解放前的地下党,读《新华日报》成为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建立也做了贡献,但到了1958年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是顶头上司暗示他应该把领导名字放在福利名单里,他觉得这跟共产党人的理念不一致。

于是,他从一个机关干部,到被歧视,去劳动改造。他到了糖厂熬糖,发现锅的厚度不一样,浪费燃料。那时候烧什么?榨完汁的甘蔗渣。他就戴右派帽子解决问题。刚开始那糖厂亏得一塌糊涂,他当右派副厂长,后来就有8万块钱的利润,再后来20万、40万的利润,在那个年代非常少见。怎么来的?认认真真解决问题。褚老背着很大的不公正包袱也要解决问题。

到了烟厂辉煌的这一段,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他要把烟厂从玉溪市的小烟厂,做强做大,要克服很多体制上的困难。购买新设备要外汇,但当时企业能创造外汇也不能用外汇,因为外汇是国家紧缺物资,只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企业要去创汇,松动它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书里有个细节,褚时健提出,我创造外汇,能不能有一个额度给我们用,创一百块美元,我能用25块。只有第一线的厂长才会提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25/75分成可以吗?国家拿75块走,留25块给工厂花,因为我进口了关键设备,可以创造更多的外汇。

最后,这形成一个国家政策,叫“外汇留成制”。当然全国定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定成25%,定成20%,一百块钱国家拿走80块,给你留20块,那怎么办?公开在外汇市场买卖,谁要用外汇,出人民币来买,如果5家要,5家竞争。最后就形成了两个外汇价格:一个是外汇留成市场的交易价格,一个是国家拍价。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刺激了中国工业创汇的积极性,直到朱镕基把两个外汇合并,形成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客观上把当时加起来的汇率贬了下来,贬下来就推动中国出口,才有外向经济的辉煌。所以我读这节非常有感悟。

2.解决问题靠智慧,还要冒风险

解决问题不是改变整个国家的体制,如果工厂没有定价权、没有投资权,不能对市场所有要素变动、产品变动做一个灵活的反应,怎么可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碰到国家深层次体制的东西。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北京写文件写出来的,北京凡是好的文件都来自于底层,类似于像褚时健这样解决问题第一线的改革家贡献的实践经验。当然,风险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国家正式的体制还没有改,你要先走一步,要闯,要先松动,就带来了很大风险。

今天看起来,创汇是把不当的价格机制改了。今天有尚方宝剑,十八大三中全会叫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当年没有这个话,中共中央当时还没有达成这样的认知,过去发过多少文件,不是这个精神。所以行得通的同志跟当时体制之间会冲突、会摩擦,会变成你的问题。当年的企业家,不仅是褚时健在这方面吃了苦头,柳传志那也吃过亏。

柳传志当年就是手里有一个软件,让中文比较快地输入计算机。当时的知识产权认知水平要把它做软件卖,全中国流行,全部拷贝去,不会卖得到钱的。联想的办法就是把联想跟进口的计算机绑到一起卖,一台计算机装一个联想,不单独卖软件,但这样就要去进口计算机,进口计算机就要外汇,当年联想为了这个外汇,差不多跟褚时健一样。褚时健当年就是受过党的严重忠告,违背了当时的经济政策,柳传志差一点,因为科学院党组出来保护。所以解决问题不但靠智慧,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把身家性命、名声都搭进去,但历史看得清楚,没有像褚时健这样的人往前拱,我们到什么时候有市场化机制。所以解决问题层次是极其不同的。

刚才开会放褚时健的讲话,他讲自己是做事情的,不讲他是做事业的,做的事业是别人说的,历史说的,他就是做事。我读来读去褚时健做事,现在看得很清楚,一辈子解决过好多问题,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个人经历,无论是荣,还是辱,他一直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褚时健的生命。所以这本书就值得好好地品味,褚时健这个人好好地品味。

既然把解决问题跟做事联系到一起,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看不到问题呢?问题意识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事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现在讨论工匠精神,褚老是没有这个词,说我就是一个手艺人,手艺人就是匠人。企业家、事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看到解决。

解决问题不是说一说,不是过程过瘾就行,最后要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叫匠人?看他这人看不出是匠人,做那产品放在那里证明他是匠人。看所有做事的人,从小到大有一个行为倾向,就是事情要有一个结果,结果驱动,结果论英雄,结果论成本,不见结果,那就不算英雄。不是说说就完,不是热闹后就完,不是忙活一阵就完,所有这些东西最后要有一个结果。看褚老小时候拿鱼,最后把鱼拿到,拿的比别人多,他这个结果驱动我读下来是非常强有力的,像我们见过所有优秀领域的人一样,不是说的多,不是过程热闹,最后有东西可以放下来,有一个玩意儿,对他自己、对后代、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交代,这大概是一条蛮重要的东西。

3.褚时健最大本事是选问题

结果驱动,做成事,不成不算。如果有结果驱动,就要好好选问题。你看他遭了这么大的冤屈,从牢里出来,马上想再解决什么问题、再做什么事。他想的,琢磨过那一碗米线,算来算去太小了,不值得他这个量级去做,但是他也没有去端太大的量级,他当时那个情况不能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动静,不能再被有名的烟厂聘去,这会有负面的效果,让你做不成事。找一个潜力很大,当时不注意的领域,没有人做的领域,他是认真挑,认真选问题,不能选太小,也不能选太大。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个阶段估量,我认为这是褚老最大的一个本事。你看他在红塔山,舞台好大呀,他的权力也好大,但他也是挑他能解决的问题去解决。为什么不把红塔改为白塔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是白塔,文化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才把一个白塔改为红塔。如果褚老要把红塔改成白塔,估计到今天也不会有结果,所以不能挑太大的问题,久攻不下的问题,也不能挑小的问题,要挑实实在在能解决的问题。

褚老要结果。他不是说我认真了就行,我掏给你们看就行,褚老身上没有这些因素。做一个事要把它做成,就要追求规律,无论拿鱼、熬糖、做橙等等。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要把这个道理找到,顺这个道理去做事情,就容易把这个事情做成,容易把自己不能荒废人生、要做事的理想而实现。所以褚老他是非常强的人,同时又是非常谦虚。

我就看他解决褚橙,刚去包了2400亩地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就是水,水果水果要有水才有果,常识吧,可是这句话讲到此为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云南在哀牢山怎么解决水,大家看看这本书关于水的解决过程。我读了以后是非常受教。我们虽然不干这一行,干哪一都行可以学这个劲头。褚时健其实抓到了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通常认为中国人多地少,错了,中国水少,中国只要有水,很多地方都是好地,新疆大片的地,就是水,水的问题解决了,很多土都是好田好地,但是我们解决水的能力的人,有办法很好解决水的能力的人,比能够开荒的人要少得多。褚老一上来就想,当然他过去跟烟打过交道,小时候接过地气,农作物其实是学问很高的一个产品品类,他就进去解决这个东西。

所以遵从规律是第一点,第二他为什么要遵从规律?他要把事情做成,褚时健精神为什么值得广大学习?我们很多人喜欢说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很少,无论哪一个领域,我们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问题说得大到无法解决。我们在这儿调侃,在这儿发段子,耗费生命,不愿意拿精力解决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我读了褚老这本书,就是解决问题的精神,能力有大有小,机缘有好有差,舞台可能很高,可能很矮,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情况下?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点是一点,能解决大的解决更大的。无论哪个行业,这种人多了,这种企业家、事业家多了,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才有可靠的基础。(来源:人文学会)

张维迎:一个人有多伟大,就看他能看多远

1.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公平的社会

 

这一个月,我读了两本企业家传记,一本是清秋子写的《卢作孚传》,另一本是周桦写的《褚时健传》。卢作孚曾经是中国的船运大王,褚时健曾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烟草大王。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命运引起我同样的思考。卢作孚生于1893年,42岁的时候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二战期间曾经帮助过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工商业改造中,难以忍受人格的侮辱,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吃安眠药自杀了,死的时候只有59岁。褚时健比卢作孚晚生了34年,是下一代人了,曾经当过右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但在69岁的时候,成为阶下囚。大难未死,他现在又创造了新的辉煌。

这两个人使我想到,我们怎么衡量一个社会体制、文化是好还是不好?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那些为社会做重要贡献的人,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一类叫企业家。

如果说像卢作孚、褚时健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说明这个社会真的有大问题,他们的命运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遗憾的是,卢作孚的死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思考。他死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雷厉风行,中国很快就进入了社会主义。与此不同,褚时健的牢狱之灾确实给了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个思考体制的机会,当时人们就问:为什么像褚时健这样的人走到这一步?

玉溪卷烟厂原来是一个县级小厂,不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企业靠国家投资做大。经过褚时健十七年的苦心经营,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累计给国家上缴利税两千亿。如果说这个贡献里有他1%功劳的话,他个人的贡献就有二十亿。但是当时褚时健为什么出事呢?因为他和另外两人私分了三百万美元的国有资产,其中褚时健自己分得174万美元。

在玉溪卷烟厂厂长的位子上,褚时健本来有很多机会为自己捞钱,但他没有,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什么最后要拿这个174万美元资产?从心理学角度讲,可能是他知道自己快要退休了,退休之后的生活没有着落。如果按照万分之一计算褚时健的贡献的话,他应该得到2000万报酬。但他在玉溪卷烟厂17年总共得到的工资奖金收入是不够80万元。可以设想,如果他任职期间能得到合理的报酬,退休之后应该没有后顾之忧,他大概不会为了174万美元冒险。

一个健康的、好的社会,一定是公平的社会。所谓公平,就是你给社会做了贡献,你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你给社会带来了伤害,你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褚时健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褚时健的牢狱之灾,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待遇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待遇大幅提升。这也可以说是褚时健对中国的一个贡献。

 

2.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人。一个社会的发达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可惜传统上,我们这个社会崇拜的是掠夺财富的人,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当兵打仗,当了将军,靠杀人来取得很高的地位,我们很崇拜他。但是我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一直颇有微词。比如现在社会仍然认为企业家都有“原罪”。所以很多观念应该改变。

当然,我们需要区分真正的企业家和掠夺性的企业家。掠夺性的企业家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为什么现在掠夺性的企业家和创造价值的企业家能够同时存在呢?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权力太大。政府控制资源太多,权力太大,一些人靠权力就可以发财,一定会滋生大量掠夺性的企业家。如果政府把这些资源真正释放出来,让市场自由配置,那么只有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才能发达起来。

褚时健具备最优秀的企业家的素质,他做了最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他不仅创造“红塔山”这个知名品牌,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但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在玉溪厂并没有真正获得企业家的名分。如何获得企业家的名分?就是办自己的企业!凡是靠政府官员任命的人,我认为都不能叫企业家。企业家一定是靠自己任命自己,自己什么时候退休也是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并且,他必须承担经营风险。创造了价值,他就能获得利润回报;亏损了,同样要承担亏损的责任。

但是,我非常愿意叫褚时健为企业家。他74岁重新创业,这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一次他完全是自己创业,而不是受政府委派。他几乎是从零开始,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3.社会要进步,须容许“变异”存在

从《褚时健传》一书我也学到了一点有关烟草的知识。烟草1575年才引入中国,云南的烟草史也就100多年。云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烟草王国,除了气候条件,也与烟种的进化有关。当初,南洋烟草公司在云南引进了一种叫“金元”的美国优质烟种。1962年,云南路南县的一位烟农在烟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大金元”,硕大瑰丽的花朵让她十分惊喜,于是他把这朵烟花送到了云南省农科院去研究,专家发现这是变异的“大金元”。由此,“大金元”得到培植和扩散,云南烟的品种就此改变。

所谓“变异”,就是基因在复制过程中犯的一个错误。如果这个错误是一件好事,大自然或者人类就会亲睐它,新的基因就会不断扩散,取代旧的基因。有了这样的变异,物种就有了演化。如果基因没有变异,物种就不会有演化。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这样。

人类社会基因的变异,其实就是出现与众不同的想法、观念。如果这个新观念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它就会慢慢地主导社会。如果它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掐死的话,我们的观念就不会改变,社会就不会进步。

我们对烟草都有一种胸怀,我们对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当我们发现一个变异的观点时,我们不要轻易地掐死它。当我们发现一个像褚时健或王石这样与众不同的人时,我们应该给他平等的阳光、空气和土壤,使他能够生长得更好,而不是因为他太与众不同了,我们要把他消灭掉。

应该允许我们的体制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机会。如果我们把所有进步的机会都消灭了,那社会就停滞了。

 

4.活着,就是要做事

 

《褚时健传》中谈到,无论是做企业家还是做普通人,一定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只有这样,人活着才有意思。这就是褚时健的人生哲学。他在76岁的时候开始承包荒山,种他的橙子树,但这些树五年后才能结出果来,这说明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而且他相信这对后代会有一些好处。他其实并不在乎这些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否能结果。一个人有多伟大,就看他能看多远。包括像王石先生,这把年纪了还到处游学,从哈佛、剑桥又到牛津,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从褚时健的故事中我也看到一件事,该退休一定要退休。如果褚时健60岁就退休的话,也许后面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来源: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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