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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融资并购 > 高毅资产:从大历史看相信未来,在过程中精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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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资产:从大历史看相信未来,在过程中精选价值

时间:02-25 17:57 阅读:4571次 转载来源:FOFweekly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仍然热爱它。”

年前,高毅资产六位基金经理邱国鹭(高毅资产董事长)、邓晓峰(高毅资产首席投资官)、孙庆瑞(高毅资产董事总经理)、卓利伟(高毅资产首席研究官)、冯柳(高毅资产董事总经理)、王世宏(高毅资产董事总经理)齐聚一堂,交流对市场的看法和思考。

今年,在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之下,六位基金经理也在行业最前线思考未来的方向和应对。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仍然热爱它。”而高毅资产的围炉座谈正践行着拨清眼前迷雾,不断追求问题本质的“英雄主义”。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高毅资产2019围炉座谈的重点内容,敬请阅读。

2018:回顾

卓利伟:请各位先回顾一下2018年,我觉得2018年是我从业二十多年来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内心非常焦虑的一年。在2018年的投资中,你们觉得这个过程有哪些新的、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体会?

王世宏:退潮以后要抓住还能持续增长且护城河很高的公司

王世宏:2018年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无论市场是什么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虽然2018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但我看到很多公司还是有非常好的表现,无论是A股、港股的消费品公司,还是美国的云、SaaS公司,都有不错的回报。我们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它是长期有空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生意模式非常好的。上述领域的公司在2018年的表现不错,但那些增长已经变缓或竞争加剧的公司在2018年的表现非常差。当潮水来的时候,之前几年很多公司表现都很好,当潮水退去时,还能继续有增长空间且护城河很高的公司,即便是遭受挫折,调整幅度也非常小。所以我们要着眼于长期持续价值创造的公司,这样才能穿越“牛熊”。

第二,去年对于私募来说,控制回撤很重要。中国股市跟海外股市最大的差别是,虽然过去十年中概股指数总回报跟纳斯达克100基本相同,但纳斯达克100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中概股是每三到四年一个周期,每次从顶部到底部都有较大幅度的调整。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市场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控制回撤,同时这种波动也带来很多阶段性的机会。

第三,要更严格地坚持买入和卖出的选择模式。在做决策时要问自己,是不是每个公司买入时都符合条件,比如未来年化至少有20%、30%以上的回报率?当股价涨太多、未来预期回报率缩小时,是不是坚决按照逻辑把太贵的公司卖掉?当市场大势良好,要坚持必要的准则,不能把卖出条件放松。反过来当市场低迷时,比方说2018年底,很多公司的未来回报率可能已经超过了30%,这时候既要控制组合的回撤,又要买入未来几年空间很大的公司。

无论恐惧还是贪婪,都是我们在以后的投资当中需要不断警醒自己的。

冯柳:2018年市场好像处于“叛逆期”

冯柳:2018年市场主要还是风格切换,市场好像处于叛逆期,在找方向,但还没找到。2018年可能揭示不出未来会怎样,但是很明显要跟过去不一样了。

另外,我在2018年初就制定好计划,减少港股比重,加大A股的配置,从去年开始,我基本是在以较为稳步的节奏将仓位转向A股。但是转仓也存在痛处,因为首先要满足我的高仓位原则,所以有时候会买些过渡的仓位,未必是最好的机会。这也是2018年我认为应当提升的地方,人为制造了一个需求出来,牵引了自己。

下半年我看到了几个大的机会,但是太纠结,不过回过头我也不后悔。从长期来看,2018年的某些机会确实经不住推敲,它给我带来的启示是市场处于叛逆期,因此要把过去的东西打碎。叛逆期的行为肯定不代表未来,但它会宣告过去的结束。所以2017年的风格在2019年应该不会重现。

卓利伟:冯总能否解释一下“叛逆期”是什么意思?

冯柳: 叛逆一般是新生代的成长初期,只要和过去的主流不一样就行,它未必有什么合理性,所以很难得到借鉴,但必须引起重视。2018年的机会更多的是偏主题、偏概念,能明显看到市场有想要表现的欲望,但是很难说服自己参与,好像有一些道理但经不起推敲。 

邓晓峰:关键是怎样度过这个调整的过程

邓晓峰:回顾2018年,过程还是很纠结的。第一,年初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我过去偏好高质量的公司,即头部公司,但这类公司在2016年开始到2017年都有比较好的表现,股价的涨幅明显超越了业绩的增长。年初我看到方向上要调整,要分散,因为传统优质资产的回报率可能达不到预期,甚至阶段性负回报。所以年初我从组合管理的角度,考虑是不是要放松对公司质量的要求。2017年的市场是“要命3000”和“漂亮50”的分化,除了最头部的公司,其他公司表现很差。2018年初可以寻找质量可能不是最好的,但经历了过去两三年的调整,投资上有机会的公司。

年初时基于乐观假设去投资,虽然去杠杆会有压力,但可以当作短空长多的因素。当时认为市场的主导因素有两点,一是全球增长好,二是国内产能利用率高,而制造业投资又比较低,因此大环境下盈利具有稳定性。但是当去杠杆进程开始之后,低估了去杠杆带来的定向压力。这一轮去杠杆以表外去杠杆为主,上市公司大股东受到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是在信用宽松时,金融机构最愿意投放资金的民营主体。在2014年、2015年传统行业受压,希望通过向互联网转型实现新的发展,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获取表外信用,进行并购重组,寻求转型突破。这些举动冷静下来看会有一定的挑战,但实际发生时,发生的速度和所带来的影响还是超乎预期。

第二,2018年上半年有几天我有比较焦虑的感觉。中美贸易摩擦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竞争会压缩中国的外需和生产空间,世界工厂如果没有世界市场匹配,国内的企业将突然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资本市场也将面临系统性调整。

面对这次变化,我们在组合管理上决定做大调整,首先是更加审慎的心态,不管是对未来经济的压力,还是对资本市场的压力。年初大家对经济增长充满信心,企业家的心气非常高,大家感受到的是需求,感受到的是扩张的动力。风险最大的阶段是从上升状态到下降状态的急速转向,转变发生时,对资本市场、对组合管理人都是大挑战。需要接受现实,调整思路,平稳过渡。今天邱总引用罗曼·罗兰的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仍然热爱它。”我们认识到当前市场面临的环境,需要去接受它、应对它,企业家会有更多感受、更大压力,我也在观察这个过程。

但我们也经常感受到企业中正能量的冲击。当时企业家感受到贸易摩擦和经济下行的压力,社会上也有民营企业要离场的争议,但许多企业以冷静而乐观的态度应对。比如我们在对一些龙头企业的研究和观察中,感到的是欣欣向荣,积极地竞争,满满的正能量,不同于投资界的普遍悲观,想着"天都要塌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力非常激励我们。优秀企业是市场的根基和未来回报的基础。我们的工作是要怎样度过系统性下行的阶段,并逐渐为未来做好准备。

第一,我要坚定地把自己的策略调到很谨慎的假设,第二,我在别人“恐慌”时又希望有更积极的行动。如果未来经济下行压力会持续,就只能靠最优秀的公司、最优秀的企业家在不利的环境中创造回报。组合的重心需要完全集中到高质量公司上。从我过去产业观察的经验来看,往往经济情况差的时候,质量更差、规模偏小的企业压力更大。2018年从调整幅度和股东结构来看,很多公司好像调到位了,但我还是比较担心未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体质弱的公司仍有压力。

转移到投资上,我觉得2018年是压力最大的,因为2018年就像降落的过程,飞机飞行,突然引擎没油了要迫降,是难度最大、挑战最大、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但2019年已经落在地上了,大不了继续滑行。当预期降下来,股价跌下来,估值水平调下来,盈利也降下来后,从投资的角度2019年会更方便、更安全,因为降落的过程过去了。

邱国鹭:相信中国的韧性,放在历史长期看没有过不去的坎

邱国鹭:我属于比较乐观的。去年很多投资人都认为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可以说是泥沙俱下,无处藏身,哪怕非常优质的行业龙头公司,都会出现季报踩雷。一方面2016年、2017年优质公司的估值得到比较大的提升,另一方面经济也有下行压力,再优秀的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我自己对市场波动不敏感,主要是迟钝,所以睡得还好,我经常安慰自己这个叫“钝感力”。

我一直觉得中国国际化道路是非常长、非常难的,国际化对我们的意义远小于日本和韩国。日本韩国本土人口远小于我们,企业一旦走上国际化的道路,海外市场打开有10倍、8倍空间,我们14亿人,即便把东南亚全部发展了,市场也大不到一倍,而且难度很大,比如印尼分了那么多岛,印度又有这么多邦,很难,所以我估值时没有把这些考虑进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运行中,按照国际标准做生意,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不能再停留在简单的低成本制造业加工,我们的人力、土地、环保成本的提升已经不能再支撑这种商业模式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开始注重知识产权,开始走出去,这是良性的发展,即使在各种压力之下,主动求变或被动求变,长远看都不一定是坏事情。

2018年大家感觉无处藏身,但实际上市场分化还是很严重。我始终相信一点,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之下,安全边际越重要,2018年能体现出这一点。我偏好买高质量的龙头公司,我称之为“月亮”,在行业里没有什么对手,有定价权,“皮糙肉厚”,抗风险能力比较好。这些公司在去年前11个月的表现还不错,但在12月也有比较大的回调。这是下跌市的特点,最后一个阶段经常是有错的打十拳,没错的也打八拳,有补跌过程,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什么基本面原因。我就自己安慰自己,这可能是市场下行的后半段,至于后半段有多长我不知道,只能大概有一个方向,有时候感觉好一点,有时候感觉不太好。我属于比较阿Q的人,经常安慰自己。我的特点是,大家都担心的时候我不担心。

我读过很多历史书,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不管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还是不错的。我属于“坚定不移的傻瓜”,大的体系、大的环境,不管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基本上没有什么越不过去的坎,过程中有可能会掉进坑里,但能爬得出来。要相信中华民族的韧性和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我们的韧性远超韩国、印度、日本等国,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不太善变,所以2018年变化不多,还是坚持安全边际,坚持买竞争力最强的公司,买“月亮”,买没什么竞争对手的公司。去年的货币政策转向是在6、7月份,当时明确提出从去杠杆到稳杠杆,之后的六七个月很多金融股其实是涨的,哪怕股市不断创新低,它们也没有创新低。

我们现在进入了没有地图的航区,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遇到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你要把它放在更大的框架、更大的背景,放在人类发展的背景下去看。我读了很多国家的历史,现在又在读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历史,我们碰到的问题人家都碰到过。

我不太善变,但2018年我也试图拓展自己的能力圈,看了几个创业板的股票和互联网的股票,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我也在发掘其它机会,慢慢走出舒适圈。去年泥沙俱下,美国中概股互联网也跌得很厉害,跌完之后,发现一些行业龙头只有10-15倍PE,每年至少有两位数的业绩增长,行业没有新来者,基本是垄断或半垄断,这种情况下我倒是愿意升级组合的质量。当然,我做得慢,扩大能力圈是不能急的,慢慢来。进入新领域时一定要审慎。

孙庆瑞:研究龙头、优秀的公司

孙庆瑞:关于2018年,贸易摩擦肯定是大挑战,这一年我也反复思考这件事;此外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中国未来几年潜在经济增速的问题。除了花时间思考贸易摩擦和潜在经济增速之外,我关注的是过去不怎么擅长的角度,更多地深度研究龙头、优秀的公司。

2018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拆解不同的龙头,观察商业本质。之前我们曾经深度讨论过一个公司,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有很强的执行力、进取力,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公司过去十年从来没有挣过钱,因为现金流还不够资本支出,而且未来也很难挣到钱。经济在非常粗放的时候,机会到处都可能有,当经济走上偏成熟的阶段,生意模式比较好、赛道比较好的公司,即使是遭遇资金压力亦或是处于经济下行压力阶段,抗风险能力都会比较好。未来只有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组织能力最强的企业在变革中适者生存甚至于长大。

中国的经济比较粗放,动辄一个行业就是上千家公司,虽然有些行业可能长大了,但是公司之间的竞争依然非常惨烈,过程会比较痛苦。还有一些行业过去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壁垒,也长大到一定规模,但在信息化非常发达、数字化程度非常高的现在,未来会面临冲击,比如互联网企业对该行业的重构。2018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些方面。

卓利伟:终局是光明的,但路径可能复杂

卓利伟:第一点体会,刚才邓总和邱总都谈到全球化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对中国的很多公司来说,走出去不光是获得更大的海外市场,增加外延扩张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学会跟世界相处、沟通,更加善于使用国际规则,从而提高自身的战略能力与管理能力。

中国的企业需要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因为这是传统制造业公司从1.0升级到2.0的能力,也有利于以后在国内市场做得更好。这一点甚至于对中国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走向内向、封闭的文化导向。虽然我也认为全球化目前受到一定的挑战,但对全球化的长期前景我是非常乐观的,现在处于人类历史上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水平,历史不可能简单地回到过去,经济体之间经贸与产业分工非常纵深的全球化与信息的全民互联网化将相当程度上抑制冲突的升级,无论是决策层还是企业层面都要认识到这个历史的大趋势,保持定力,我们不能在现在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迷失对大方向的判断,全球化是我们的企业与我们的国家提升综合能力很重要的测试与考验。

第二点体会,万事在相对复杂的过程中都有两个方面,我们不能把长期困难的事情短期化。这实际上是终局和路径的关系,终局是很光明的,但路径可能很复杂,甚至看微观的事情,有时候会觉得郁闷,甚至焦虑。尽管实际上我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很乐观的人,去年相当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但后来我想通了,把这个事情看得更大、更长,焦虑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路径复杂然而终局光明,微观上看有很多郁闷,但看大一点、看远一点,很多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很多变量都是博弈的过程,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往长期的历史方向走,历史大潮的力量总是比任何一个个体都要大。我们要做的是不能掉到沟里去,在判断上需要定力。正如查理•芒格说的那样,“宏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而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

纵观2018年全年,A股市场、港股与中概股中,在品牌消费、服务业、互联网、最优秀的制造业、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少部分公司仍然有一定的正收益。

既然过程是复杂的,所以对于投资品质、质量的要求就非常高,就像刚才邱总、孙总都谈到的,我们从生意的质量、公司的质量、自由现金流的质量、估值上的质量,这四个质量维度去找的话,还是能找到不少公司。我们比当年的日本总体上还是要好得多,我们有非常纵深的消费服务与先进制造的庞大统一市场的基本盘,我们有空间巨大的工程师红利有待释放,有不断向供应链上游深化全流程信息化、数字化运营的产业创新与生产方式创新,而从估值上看,我们现在的估值也只相当于1980年代初日本的1/4到1/3的水平。

邱国鹭:选择“皮糙”、“肉厚”的好生意

卓利伟:我想追问邱总一个问题,邱总反复谈到“皮糙肉厚”,从你的角度来说,这些“皮糙肉厚”的公司有哪些生意特征、财务特征?

邱国鹭:“肉厚”说明它是个好生意,挣钱不辛苦。好生意很简单,ROE、净利润比较高,经济好的时候公司很好,经济坏的时候波动性相对较小,所以“肉厚”比较好理解。

更难理解的是“皮糙”,老子的一句话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如果都是黄金和珠宝在庭院中,肯定要高宅大院,“皮糙”的特点就是护城河必须很深、很宽,最好每年还能加深加宽。如何判断公司有没有先发优势?要么有网络效应,要么有规模效应,要么转化成本很高,要么有独到专利、独占资源或独有牌照,有这些条件才叫皮糙。皮糙肉厚的公司中国真的非常少。

2019:展望

坚持价值创造的维度看行业和公司

卓利伟:对2019年或再长远一点,无论是从行业的角度还是选股思路的角度,大家觉得都有哪些不错的机会?

孙庆瑞:2019年最需要关注的点是经济增速和货币供给的匹配程度。比如存款端M2是什么样的增速,贷款端社融是什么样的增速,它跟名义GDP是什么样的匹配程度,如果是宽松的情况下,汇率又是怎样的表现,汇率的升值和贬值是什么样的反映。这里面隐含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比如信用放不放得出来,美元和美国本身是什么样的增长强劲程度?欧元是什么样的强劲程度?

整体考量2019年,我还是刚才的结论,贸易摩擦的周期会比较长,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还会放缓一些。这个过程中竞争力最强的公司会跑出来,所以整体来说还是要找比较确定、有竞争力、能跑得出来的公司。

邱国鹭:关于2019年投资机会,我长期一直关注三个领域:金融地产、品牌消费和先进制造,现在比较有机会的还是金融业。

中国的金融业有一些企业团队的靠谱程度还是很值得尊敬的。今年降准是最合理的可选项之一,降准过程中,银行作为行业还是会受益的。很多经济措施必须要依靠金融体系作为血脉系统,得先稳金融才能稳整个经济。

市场有可能会进入新一轮资产荒,优质资产会再次稀缺。现在明显是小型的流动性陷阱,货币传导的几个机制都被堵住了,不管是表外、地方政府还是地产,最大容量的放大器都坏了,流动性很有可能会阶段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很有可能往优质资产跑。如果算性价比,你是愿意买不知名地区的城投债,一年赚6%、7%,还是买中国最优质的企业,每年给你4-5%的分红,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这个选择题很简单,不用辗转反侧。我是一个喜欢做计算题的人,确定性是来自于把各个账算完之后。

我比较不在乎增长速度,更在乎行业格局。有门槛的低增长远好过没门槛的高增长,增长快有什么用,大家都挣不到钱。百舸争流、万马奔腾,没有意义,不要去数星星,而要数月亮,在增速降下来的行业格局稳定之后,既有龙头的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而且日子好过。

任何一个对未来过于美好的想象都很可能不会实现,对未来的过分的恐慌也很有可能不实现。对未来谁都可以凭空议论,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把握现在是容易的,把握未来是难的。为什么说我要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定价权、现金流、品牌?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变,这些东西我们本来就没有付溢价,所以从乐观变悲观我们也不怕。变化中找不变,以不变应万变,更迟钝一点,更不敏感一点。

高质量的研究创造阿尔法

邓晓峰:2019年做投资可能比2018年相对容易一点,我会从两个角度看组合管理。

第一个角度是2019年上市公司业绩水落石出之后,更知道这个行业的头部公司盈利的底在哪里。过去,增长是社会的主线,资本市场对盈利的增长、对EPS的增长更关注,而忽视盈利的质量。新形势下,增长不再是必然,生意的模式和盈利的质量更重要。挑战的环境里能真正实现有质量的盈利和增长的公司,是我们的偏好。

第二个角度,如果某一大类资产会提前于整体权益类出现正回报,它可能一般要符合几个指标:一是这一类资产本身的Alpha属性很强,既是高质量,又处于增长阶段。二是这一类资产负面的预期反映得足够充分。

冯柳:我喜欢看跌了几年的股票,看的面会很广,行业涉及非常多,浅度覆盖,找一见钟情的东西,想太多走到一起,一般都是坑,因为会夹杂太多别的东西,不够纯粹。

王世宏:中国跟美国很大的不同是中国的产业迭代速度很快,大的不努力,小的就会出来,迅速改变格局。比如互联网领域,美国的社交网络公司可以躺在那儿睡觉,但中国的社交网络公司只要创新慢就被竞争对手攻击,中国的变化更快,机会也更多,所以小公司有比较多的机会挑战大公司,回报率也会更高。越是变化快的经济体小公司的回报也就越有可能超过大公司。

在我的投资世界里,只要一个公司能持续创造价值,能产品迭代就能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收益。所以从我的角度出发,还是去找从现在看未来几年能够持续高增长创造收益的公司,这些公司确定性能给我们带来好的回报。

刚才邱总说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投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过程,投资过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一是去找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世界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能给我们更高回报;二是寻求护城河不断加深的公司;三是找到创始人不断努力、构造自下而上的组织来不断驱动创新、增加护城河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看准产业大的变化趋势和方向是什么,看准什么生意在驱动这种变化,找到大的方向,就会有好的回报。

我2019年看好的生意和未来五年看好的生意都一样,我看好中国付费的长视频,看好中国的短视频,看好中国三四线零售内容的渗透,看好云生意,看好软件,看好连锁购物。这些生意可能是本身规则增长3-5倍以上,龙头公司的收入增长5-10倍以上,也许这些生意不一定是2019年最好的,但我相信2019年的表现还是会不错的,尤其去年市场估值跌了那么多之后,2019年表现好的概率很高,可能会在未来3-5年持续有比较好的表现。

产品力与科学运营能力成为竞争胜负手,行业龙头之间出现分化

卓利伟:看起来世宏总主要在最重要的变化中去寻找投资机会,而邱总更关注那些相当长时间不变的价值,世宏总更多考虑未来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邱总更多关注当前的估值已经很便宜(价格低于实际价值)、未来还有免费的期权价值,两位的思路逻辑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只是在“变与不变”之前赋予了不同的权重。邓总分享的主题是“变局和应对”,看宏观、看世界格局环境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做投资要坚守哪些不变的东西。我想无非是长期以来强调的那些东西:一是价值,无论是现在的价值,还是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二是质量,公司和生意的质量,现金流的质量;三是竞争格局和未来长期空间,渗透率、市占率的提高,四是有吸引力的估值。

对于2019年的结构性机会,我自己最关注这几个方面:一是品牌消费与服务的基本盘,即使由于人口因素等原因的影响,总量的高增长很难维持,但基于品质、功能、精神文化诉求的结构升级与品类创新的机会仍有不少,这里面也包括在人口结构更加趋于中年化的背景下,家庭保障与财富管理的金融服务。由于终端需求相对以往更弱一些,传统的渠道覆盖与流量分发是必备的基本功,而基于深刻的消费者研究基础之上的产品力、品牌力与精细化科学运营的系统能力的提高才是竞争的胜负手。

二是产业互联网,或者说是to B互联网、科技赋能传统产业,这些说法本质上是一回事,这方面既有那些大型的互联网平台公司通过大数据、云服务、AI算法等技术去赋能传统产业向着供应链上游实现更精准的用户研究与产品方案实施,从而跨越传统的企业边界,实现全产业链资产周转率、供应链效率、产能利用率、人效的提升,实现供给侧的优化与更高的消费者满意度。同时能够为传统公司提供相关的企业级服务的软件、硬件或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的公司可能也有不错的机会。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to B互联网”是“烧钱更烧时间”的渐进式创新,最终可能只有少部分公司真正理解与掌握,只有在产品力与供应链效率上持续提升的公司才获得更可靠的增长与份额。

三是先进制造业,无论是国内最为全球最大的跨国企业竞争的市场,还是逐步走向国际化市场,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优秀制造业公司。

四是处于技术积累质变临界点的行业,经过长期的技术进步与工艺know-how积累,有一些行业处于真正实现产业化与商业化的临界点,如细胞免疫疗法与生物药创新、新能源等领域,尽管目前看这些领域估值偏贵,但长期的发展空间巨大。

另外,我还关注2019年可能是龙头公司出现分化的一年,在经济增长潜力减弱与终端需求相对较弱的背景下,龙头公司之间能力的分化可能出现,那些产品力更强、数字化运营能力更强、公司治理结构更优秀、组织架构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少数龙头公司(但未必是目前的第一名),将逐步积累出“规模化敏捷”的创新能力,行业龙头的TOP5之间的公司也可能出现估值上的分化。

在2019年,我们仍将围绕着我们长期坚持的价值创造的思维,去探求行业和公司最本质的驱动力,继续做好我们长期坚持的深度研究,构建我们的投资组合。2019年继续加倍努力。

来源:高毅资产管理(gyzcgl)原创作者:高毅资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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