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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解构 | 银行已死?银行永生—谈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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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洲资本 2019-02-20 23:10 抢发第一评

本文来源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作者:赵建

《流浪地球》最近火了,也有很多争议。即使有再多科学硬伤,但是就整个故事表达和情节结构来看,我觉得最大的进步是中国人终于有了“末日情结”——虽然算是半个“末日情结”(地球流浪和宇宙乡愁)。当一个民族有末日情结或审判日情结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敬畏和底限思维了。末日和审判日是西方文化永恒的主题,在中国文艺作品中却不多。《流浪地球》算一个。

银行的“末日情结”却早就有了,产生于上个世纪末的“比尔盖茨之问”——“21世纪的银行会不会像恐龙一样灭绝?”;后来又是互联网金融元年的“马云的傲慢”——“如果银行不改变自己,我们就改变银行”。于是银行家、银行人开始集体焦虑,开始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看银行的战略规划,基本上都是对过去经营管理模式的否定和反省,比如“粗放式规模扩张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向精细化特色化转型”,“垒大户的公司业务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向深耕细作的零售业务转型”,“人海战术全民揽储已经不可持续,需要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等等。

总之就是不断的自我否定,觉得再不改革就真的走向“末日”了。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改革转型的灵魂似乎永远在摇旗呐喊,但肉体却依然沉浸在传统模式中高歌猛进。这是不是可以说是银行业的“中国特色”——无论理论上如何说不通,经营逻辑上如何与教科书的经典说教冲突,但单就规模和利润来看,中国的银行业算是创造了另一个中国奇迹,足可以笑傲全球、指点江山,粪土当年华尔街万户侯。

答案或许可以从我上一篇新银行三部曲第一部去寻找——金融财政化、商业银行政策银行化、超级刚兑等。有人担心商业银行“去商业化”,逐渐退化为改革前的大一统状态,这个担心明显多虑,但也不能说没有苗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此不加赘述。对于这一篇文章,我们的观点有三个:

1.从功能主义去理解银行,银行是永生的;不是消失,而是无处不在。存贷汇,银行的功能正在被各种第三方解构。

2.史无前例的负债型经济,是银行生存的现实基础。银行将长期附着在债务的温床上,直到新的一次债务大爆裂——但是政府扰动和延缓了这个过程,使得债务的出清和重组变得复杂不可知。

3.对中国的银行家来说,应该建立“功能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新时代发展观,在并联战略(财政+金融,人力+科技,传统+创新)中复兴银行“三性”,在功能重建中寻找永生之道。

最想说的是,我不相信银行业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即使有也只是一个特定阶段的短暂存在。我相信银行的“普世价值”。所谓的特色终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一、批判现实主义与商业银行的价值觉醒

人们都在期盼高质量发展时代中国的商业银行能够价值重建,就像期盼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能够涅槃重生。然而在每次价值觉醒之前,必须有一段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做了这个角色,提出了“假装”的范式。后来有人跟我说,你要说假装,我看大家都在假装,假装干金融,假装干律师,假装干审计,假装干研究。假装在生活。

很长时间,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业,一度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存在与虚无,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确是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活下去”,看似多么简单粗暴的一个目标,却是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质朴的心声。如今是新时代,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活的有价值、有尊严。经济转型,变中有忧,惊涛骇浪。简简单单的活下去的小目标,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开始显得莫名的宏大。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有无相生,有生于无。不经历过幻灭,哪会有重生。或许应该是,在认清真相的幻灭中把过去解构,然后鼓足勇气对未来重构,从而新生。本质上,人们疑虑的是,在银行界存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色”,受不受制于“普世规律”的惩罚。就像本土银行嘲笑外资银行管理太教条,自己的经验主义却始终没有被证伪。然而值得慰藉的是,有好几位银行高管问我银行如何重构和新生,因为知道这样的模式走不下去。有这样疑问的恐怕也不少,但慢慢的都会走向麻木。

如何新生?简单的说,就是要从实体观转为功能观,从固守牌照赋权,转向管理进化赋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判断,很重的判断。商业银行应该怎么面对,既是战略的问题,又是技术的问题。战略上要防御中平衡,技术上要摆布好自己的表。至少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银行最好要构建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思路。

因为一个周期已经到头了。银行实在扩不动了。归根结底是生产率下来了,没有可以期望的现金流折现,没有赚钱的项目,信用趋向衰竭。杠杆加到了头,最后都在透支党和国家。其实这个问题是全球的,长期增长停滞之谜也好,低利率之谜也好,工业资本都挤破头的向金融资本跃迁。

说到底,全球经济宏观已经破产,现在拼的是微观活力和韧性。很显然,基于海洋文明基督文化移民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看上去更有优势,但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大的康波衰退,首先在美国引起反应,因为美国是技术的源头。但他要反抗宿命,他们想去用时间换空间,用杠杆来置换增长——通过次贷来扩大家庭的表,然后就是百年一遇之大危机。

中国也想对抗康波的衰退。按理说,我们这个举国体制在对抗全局问题上应该更有优势。然而,与美国相比,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没现代化,金融工具很单薄匮乏。这样,我们就只好动用财政工具——于是所有的金融手段都被裹挟在强大的财政系统里。财政扭曲了金融定价,两者原本就不是一样的逻辑。

这个已经多次说。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在时代的洪流里,我们这一代银行人怎么去建构,而不是一味的随波浮沉。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在金融被财政异化的体制里,中国的银行应该如何突围,如何重建生产函数和资产组合前沿。

一个新的时代画卷正在最深的凛冬展开。作为大国金融脊梁的银行,如何从伤痕累累的旧资产负债表外壳中蜕变,如何重建有利于新生产力的金融产能?这是2019年银行管理者必须要思考的事情。

无论怎样,市场化的力量仍然无法阻挡,说到底那是人性的力量。对于传统银行来说应该采取并联战略,即在靠大客户靠财政吃饭的同时,构建基于精细化专业化管理和金融科技深度融合的真银行模式。最终,双轨并轨,在中国金融破而后立的时候,银行也能重生。

二、负债型经济与商业银行的生存之道

其实看上去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你看去年的银行业的盈利还是很好的。也没有出现一些经济学家焦虑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已经形成了史无前例的负债型经济。全球负债已经超过250万亿美元,光每年支付利息就干掉大半个中国GDP。也就是,要素贡献一大部分要交给债务。

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也难逃大势,而且实际上也是债务的供给者。中国的信贷,影子银行最近十年急剧膨胀,整个债务增加了好几倍,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系统风险暗流涌动,金融资本从服务产业资本变成了攫取要素价值。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债务泡沫就是不能破,地方债务已经六十多万亿了,房地产债务也差不多这个数,庞大的债务巨兽已经长大,已经深度绑定中国经济,你奈之何。民营企业的财务负担就不用说了,几年前有个分行行长亲口说这些民营企业就是给我们打工的。从个人来说,每个月交付的房贷也挤出了大量的消费。

但这债务怪兽已经长大,而且大而不能倒,商业银行自然就可以“基业长青”。因为银行就是经营债务的,只要负债型经济不变,银行这个物种就可以在这个土壤中继续生存壮大。或者说,债务型经济本身就是银行经济。所以你看去年整个经济都在下滑,尤其是民营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银行的利润增长仍然很平稳。

最新的银行年报数据陆续出台了,跟加速探底的实体经济相比,银行的数据异常靓丽。招行利润同比增长15%,有些城商行利润增长甚至近20%。

与银行利润类似的还有中国的税收。很奇怪,按理说银行是顺周期的,其经营数据应该提前而且调整程度大幅高于实体经济。税收也是一样,累进税制下应该是对冲周期的。但是中国的银行和税收就不这样,无论经济下滑如何厉害,他们仍然保持平稳的增长率。

因此,房贷,房租,利息,税负,整个构成了一个租金型经济社会。租金型社会是食利模式,不是生产模式,掌握租的人可以坐享其成,收租,收税,收利。全球已经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到一定阶段就异化为租金型模式。租是对生产型经济和成长型经济的破坏,一是从成本端入侵,使你干什么都不赚钱。另一个是从需求端入侵,让你没有能力产生有效需求,因为你的产出都交租了。这个在历史上都有教训。

银行也不能完全看做是租金型社会中的一分子,有些银行经济学家还是有执念,不愿意自我反省,当然也是职责所在,毕竟基建、房产、大批厂房设备的背后都在银行的表上。但人在城堡里。为啥不敢打开资产配置的组合看看,哪些是真正的投向产业资本了,贡献是多少?学术研究基本证明了,金融与实体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过某个临界值后就是汲取和破坏。

银行是债务型经济生态里最主要的物种。在中国也是一种税收和广义货币“铸币税”体系。看看每个地区的纳税大户哪个少了银行,看看多少信贷投向了财政,房地产?银行是生产债务的,同时也是货币发行机制。在这个债务+租金型社会里,怪不得那么多优秀的人挤破头都要向银行钻。历朝几代都是这样,过去是依靠土地,现在依靠的是金融资本而已。

所以这就是银行的存在哲学,而且只要负债型经济不打破,它就永续存在,而且还会活的比别的行业要好。最近美国前五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出来了,增长的也非常强劲,股票一天涨了好多,有的一天涨了近20%。

银行是深度和国家绑定在一块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只要市场不清算,它就永远倒不了。市场不是不清算,而是每次清算都要被财政拯救。因为清算银行和负债,就是要清算国家和金融资本,这个时候政府一定会要拿纳税人的钱或者未来的钱(债务)来拯救银行和负债型经济的。

美国2015年开始,想摆脱这个模式,但是你看FED的表,到2018年才真正的缩,加息也加不动了。欧洲和日本更不敢动,不仅不敢动表,利息还要持续压低甚至为负,要为负债型经济和银行保持足够的流动性水分和营养。所以,这是一个死局,全球都在高杠杆的钢丝上,一步步不知要驶向何方。

银行恰恰就会在这个死局中犬儒的活下来。全球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只是还处于金融资本的初级阶段—国家借贷资本阶段。这是中国的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

三、作为牌照的银行与作为功能的银行:

一种新货币银行观

以前有个笑话,说有个大老板到北京,要申请个“私人银行”的牌照。后来人家告诉他,说私人银行是个业务,专门服务高净值客户的,不是实体,不是牌照。到最后他也没搞明白。

法律政策上,银行是一个大牌照,但各业务模块,比如零售银行,公司银行,电子银行等却可以看做是一种功能。现在又在讲开放银行,也是功能的视角。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银行,也就是功能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银行,银行是永生的。

比尔盖茨杀不死,马云也杀不死。或许到最后他们发现,不是他们杀死了银行,而是银行的功能附着在他们身上了。比如现在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无论多么强调金融科技的玄幻,但终究没有摆脱银行的基本功能。

不是银行灭绝,而是银行无处不在。站在功能主义的视角看银行,会有大不同的发现。可惜,多少中国银行家不理解这种视角,固守牌照和实体观。这是导致银行功能退化,不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

牌照是银行业最珍贵的资源,这是威权监管的另一个镜像。每一项业务都有严格的牌照标准,主要是规模要求。这是导致银行宁愿牺牲利润也不惜一切追求规模的主要原因。比如信用卡,交易商,托管等资格。

前提是这些牌照都能赚钱。作为规模经济,很多规模做不起来的业务的确很难盈利。就拿信用卡来说,不到千万甚至亿级别的客户,没有粘合力很高的产品的确很难盈利。很多业务都是要等好多年才盈亏平衡。

但是如果银行盈利有很大的空间,就会尽可能多的储备牌照。可以说,如果没有监管约束,几乎每个银行都希望全牌照经营做全能银行。不知这是中国银行家的自信还是自负。每个中国银行家可能都有一个全能银行和金融集团的“中国梦”,除了少数几个民营的以ROE为目标的小银行。

然而牌照红利的时代似乎正渐行渐远。原因很简单,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用另一种语言体系就是,杠杆加不动、信用无处寻的时代。资产荒和负债荒轮番上演,而且还经常同时上演——当正、负两中会计形态相遇,注定是灰飞烟灭的“缩表”。

资产荒是经济下行的内生状态下,适合银行的项目和客户越来越少。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矛盾,银行有意愿服务的客户(抵押型)不缺钱,缺钱的代表新动能的客户银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服务。在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里,资产荒的背后是信用荒,信用荒的背后是“技术荒”(或能力荒)。长期浸淫在地方平台和地产类业务里,队伍已经习惯了“关系营销”和“办公室风控”的舒适圈,重新去做新产能、新兴产业,做民企和中小企业,恐怕心智结构和技术能力都达不到。

负债荒是资产荒的另一面。复杂之处在于,当经济内生的资产荒无法创造内生负债的时候,银行开始转向同业和央行,银行之间交叉创造信用并抓住央行的维稳政策,创造出另一种刚兑型金融生态——流动性刚兑。如果没有同业负债三分之一的约束,恐怕大多数银行都会陷入批发性融资依赖症。所以在边际上,负债荒要少于资产荒,主要是政策层和货币当局参与下的复杂博弈。既然赖以立行的负债端基本仰仗监管和央妈的恩赐,于是监管也将是银行无法继续汲取牌照红利的“杀手”。最近几年,银行恐怕已经尝到了严监管的滋味。

而且,从货币银行学的“普世规律”和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本身首先是作为一种功能产生和存在的。无论是贵金属货币时代的金匠,还是商业贸易大发展时代的钱庄、票号,银行的功能早就蕴含在内。过去是如此,未来也将如此。可能银行的实体形态真的不存在了,但银行的功能将散布在新的载体里。

因此对银行家来说,首先需要建立新的货币银行观,要成为银行功能主义的信徒,要从功能的视角审视整个银行存在的价值。服务实体经济,就是主要功能之一。看似简单的转变,可能就像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围绕自己以固守牌照价值为核心,还是围绕客户重建自身功能?一念之差,天地也就大不同。

四、摆脱价值虚无,重建功能实在:

新时代银行生存哲学

在官方的语境下,服务实体经济是银行的本源,这实际上是银行功能主义的一种表述。然而这似乎又是一种伪命题:如果服务实体经济能赚钱,银行何乐而不为,还要监管层呐喊和强制?这本身是股东应该做的吧。从商业银行的商业本质来看,不是服务不服务实体经济或者服务谁的问题,是赚不赚钱的问题。如果赚钱,不用任何号召银行自己都会努力做好。

当道德审判开始进入一个行业的时候,便是商业化退潮的开始。有人说《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重要,但对于资本来说,对于商业银行的商业本质来说,不赚钱,不能为股东创造利润,才是最不道德的。关键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和为客户创造价值能保持内在的一致,功能主义便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核心路径。

问题出在哪?连服务实体经济这种基本功能都要监管层来要求,是不是有点魔幻和荒诞。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银行有其他的选择,不用所谓的服务实体经济,做别的就可以活下去而且活的还更好。实体经济怎么来界定,政府投资的项目和房地产算不算实体经济?暂且不去理论。至少在监管层的定义里,银行做了很多资金空转的业务。银行可以脱离自身功能而生存?!这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

需要揭示的一个技术性真相是,银行的资产负债是可以交叉持有、自我膨胀的,银行的利润损益是可以科目腾挪、账面匡算的。信用风险对银行来说并不是致命的,即使不良率再高,现金流没问题,就可以持续生存下去。利润不过是个会计算法,现金流才是实打实的硬约束。

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是谁让银行可以不服务实体经济就可以有饭吃?到底有没有一种内生的约束,促使银行既能赚钱又能所谓的服务实体经济。答案是,政府和央行。前者供给优质的低风险高收益刚兑资产,后者放水把银行养在同业业务的流动性舒适圈里。既然流动性没问题,通过同业解决主动负债和资产结构化问题,把资产负债表规模做大,既可以有足够的空间腾挪利润,又可以做到大而不能倒。何必去审视自己的功能主义?

所谓的功能重建,所谓的服务实体经济,都是需要倒逼的。别的地方有饭吃,为什么要费心力来激发和优化自己的功能。人有舒适圈,组织也有。银行的功能淹没在规模的偏执中,也不全是银行自身的原因,政府的豢养和央妈的溺爱,也是主要原因。何必一方面让其回归本源,一方面又不断赠予诱人的馅饼。把其他饭碗打破,让他没了别的选择,你看看银行会不会向实体经济,向中小企业转型?

市场需求在下滑中升级,监管体系在趋严中变化,同业竞争在跨界中加剧。面对这样的复杂局势,商业银行要活下去,必须在功能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保守主义的发展理念。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是回归银行的功能本源,面向需求侧也就是市场,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就是扎实的培育客户群;面向供给侧也就是自身,要回归平衡好三性: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这些道理都是朴素的,众所周知的。但恰恰越是简单朴素的道理,越难做到。大道至简,不要追求什么诀窍和捷径。所有的卓越到最后都是回归素、朴、简。

这就是新保守主义的要义,也是未来几年银行基本的生存哲学。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守正就是最好的诀窍。保守主义就是回归本源,关键是理解这个“新”字。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未来,在不稳定中保持更有张力和韧性的动态稳定,如何在功能主义的范式里重建银行的经营框架,这是时代给予新一代中国银行家的新考卷。

【本文已经获得转载授权,版权归原作者西泽研究院所有,如需转载本文,请联系原公众号“西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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